中国法制史重难点问题辅导
责任教师 李天祥
导 论
了解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和发展阶段。
第一章 夏朝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１．夏朝法律制度的起源和特点
这个问题不仅要求从理论上把握法律与原始氏族社会习惯的区别，而且要结合夏朝的史实说明中国法律的起源及夏朝法制的大致情况。
法的起源经历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法的起源就是社会调整从自发的个别性调整发展到自觉的规范性调整的过程；法的起源也是法与宗教、道德、习惯等社会规范从融合到分化的过程。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昏、墨、贼，杀”，说明夏朝已有了法律、刑罚和不少罪名。“吕命穆王，训夏赎刑”，说明夏朝已有赎刑制度。夏朝还有监狱，称为“圜土”。
夏朝法律的内容来源于以下行为规范：（1）原始社会的礼。（2）原始社会的战争命令。（3）原始社会的苗族习惯法。
夏朝法律制度的特点：
（1）法律不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而是少数奴隶主贵族的意志。
（2）夏王的命令代表着整个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3）阶级社会法律的权威，建立在残酷的刑罚基础上。
（4）夏朝的法律确认和维护奴隶主权利，规定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奴隶主与奴隶和平民之间存在着不平等。
（5）夏朝的法律不再靠社会舆论来维持，而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用暴力手段强迫人们必须遵守。
重要名词：禹刑 《甘誓》
注意了解：国家与氏族组织不同的特征；我国古籍中对刑、法、律的释义及其应用。
第二章
商朝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商朝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及刑名与罪名
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神的力量起决定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实行“天罚”。商朝奴隶主把上天说成是商王的祖先，商王受上天之命来到人间统治一切，商王的所作所为就是上天的意思。商朝统治者把对人民的惩罚说成是上天的意志，就连对人民的宽容也说成是奉天之意。
商朝的立法主要有：《汤刑》、《汤誓》、《汤誥》。
商朝的刑名主要有：死刑（称为大辟，处决方法主要有戮、炮烙、醢、脯、劓殄）和墨、劓、剕、宫等四种肉刑。墨刑是在罪犯面部或额上刻刺后涂以墨；劓刑是割鼻；刖刑即断足；宫刑即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幽闭的刑罚。这就是奴隶制的五刑制度。
商朝的罪名主要有：舍弃啬事、不从誓言、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不有功于民等。
2.商朝的婚姻制度和王位继承制度
婚姻制度：商王名义上实行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夫多妻或一夫多妾制。商朝已有“先俎后继”现象。
王位继承制度：商初，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行，但以弟及为主。武乙以后，规定了父死子继制，到商朝末期出现了嫡长继承制，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长继承制强化了王位传续的宗法性，巩固了商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重要名词：汤刑 奴隶制五刑 刑名从商
注意了解：商朝的死刑处决方法；商朝的中央司法机关；夏商两朝监狱的通称和代称。
第三章 西周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西周的宗法制度和礼制
所谓宗法，就是尊祖敬宗之法，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后期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其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家族内部以亲疏定尊卑，核心是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国家产生以后，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相结合，历经夏、商到西周形成完备的宗法制度，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并与国家政权组织密切结合的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制度。宗法制的基本原则是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各级奴隶主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在血缘相同的家族内部都要区别大宗和小宗，小宗要向大宗贡纳和服有关义务，从而形成严格的尊卑、贵贱、高下等级秩序。西周的主要政治经济制度都贯穿了宗法制的精神和原则。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由于长期的风俗习惯而形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仪式的总称，最早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祭祀祖先神和上帝神的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主贵族在原始氏族社会的礼中注入了阶级内容，成为他们进行对外征伐和阶级压迫的法律依据。西周初期，在周公的主持下，总结、修订、完善了夏礼和商礼，使礼成为包括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活动等方面的系统的典章制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各方面的行为规则，此即所谓“周公制礼”。
周礼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抽象的精神原则，以及在这两大原则之下形成的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道德规范；二是一些具体的礼仪形式，如吉、凶、宾、军、嘉 “五礼”。
周礼作为典章制度、规范准则，在很多方面己具有法的性质，从而成为与刑相对应的一个范畴，两者共同构成西周的法律体系。其区别在于：礼侧重于道德伦理方面的约束，是一种积极的规范；刑侧重于防止和惩罚犯罪以及一切违背礼的行为，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两者紧密配合，相辅相成，这就是所谓的“出礼入于刑”。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强调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贵族官僚享有法律特权。
2.西周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原则
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西周统治者鉴于夏、商两朝相继灭亡的事实，在肯定天命神权的同时，已认识到天命无常，有德方有天命，无德便失天命的道理，从而提出了“德”的概念，强调“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从这个总的思想出发，在刑事立法方面便提出了“义刑义杀”“明德慎法”的指导思想。
所谓“义刑义杀”就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一味的刑杀。所谓“明德慎法” 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教，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在适用刑罚的时候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对犯罪者施以宽缓的政策。这一立法指导思想，不仅对巩固西周政权和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封建社会各朝的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定罪量刑的原则：正是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西周形成了如下定罪量刑的原则：（1）耄悼之年有罪不加刑；（2）区分青、非青、非终、惟终：（3）“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4）罪疑从赦；（5）“刑罚世轻世重”。这些原则对后世封建王朝的刑罚适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西周的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
婚姻制度：首先，西周统治者对婚姻问题极为重视，加强了对婚姻的管理，设立了专门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即媒氏。其次，在婚姻关系的缔结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和原则：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姓不婚，娶于异姓；（附远厚别是 西周同姓不婚原则的扩大。附远指通过联姻与血缘关系远的异姓贵族建立姻亲关系；厚别指严禁同宗通婚，以免紊乱纲常。）男子三十而娶，女于二十而嫁；婚姻关系的缔结遵循六道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微、请期、亲迎“六礼”。再次，在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必须符合七出（七去）和三不出（三不去）的规定。
继承制度：西周的继承制度在内容上包括王位、贵族身份、土地和财产的继承，继承原则自成王以后开始实行嫡长继承制，就是王位和爵位由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的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制度始于商朝末期，至西周初期正式确立。
奴隶和妇女没有继承权。
重要名词：九刑和吕刑 田里不鬻
质剂与傅别 “六礼” 七出和三不出 大司寇 五听
注意了解：西周的立法概况和主要的法律形式；西周的流刑、徒刑和拘役；西周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机关；根据地区远近规定不同的上诉期限。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及其引起的争论
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各诸侯国先后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著名的有郑国子产铸刑鼎和邓析作竹刑，晋国赵鞅和苟寅铸刑鼎。铸刑鼎是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将成文法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世。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中的变革，打破了奴隶制法律的秘密状态，打击了奴隶主阶级垄断法律、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竹刑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邓析在竹简上所著的刑书。竹刑原是邓析私人所编，本无法律效力，后被郑国采用，才产生了法律效力。竹刑比刑鼎便于携带和流传，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法律制度改革的又一成果。
成文法的公布，引进了奴隶主旧贵族及其代表人物的反对。先是郑国子产公布刑书遭到晋国叔向的反对，其后晋国铸刑鼎又遭到鲁国孔丘的指责。制定和公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打破了“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标志着奴隶制法制的破产，封建制法制的建立。所以，这场论争实质上反映了奴隶制法制和封建制法制的尖锐对立。
2.新兴地主阶级立法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立法的指导思想是：（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就取消了旧奴隶主贵族在法律上享受的特权，打破了奴隶社会“刑不上大夫”的传统。（2）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使人人皆知法又有法可依，从而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3）“重其轻者”，即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这显然主要是针对劳动人民的。
3.《法经》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战国初年，魏文侯任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李悝在这次改革中制定了《法经》六篇，即盗、贼、囚、捕、杂、具六篇。
主要内容：惩办盗贼，保护地主阶级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其阶级本质在于它的锋芒主要指向农民和其它劳动人民，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
历史意义：《法经》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封建法典，它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和体系，在当时对各国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后来封建法典的蓝本；它对当时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一大强国。
重要名词：铸刑鼎 竹刑 仆区法
注意了解：春秋时期晋国、楚国的立法活动；战国时期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第五章 秦朝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云梦秦简的发现和秦朝的法律形式
秦律是秦代法律的总称。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时曾采用李悝的《法经》，并改法为律，颁行秦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修订，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律颁行各地。秦二世即位后，又修订了秦朝的律令。《秦律》的律文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使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皆有法式”。
秦朝的法律令早已失传，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士了1100多枚竹简，其内容极为丰富，大部分是秦代的法律文书。这些法律文书包括法律令、法律答问和司法文书等三个部分，为研究秦代法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这就是云梦秦简。云梦秦简所记载的法律令文书有：《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和《封诊式》。
从史书记载和云梦秦简来看，秦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制、诏）、式、法律答问和廷行事几种，此外还有程、课等法律形式。律己成为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但律与令的区分还不像汉代以后那样明确。
2.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和秦律中的定罪量刑原则
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是：（1）法令由一统。即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令，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2）事皆决于法。强调以法治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3）以刑杀为威。不仅法网严密，而且严刑重罚，滥施刑罚。
秦律关于定罪量刑的原则有：（1）责任年龄的确定。秦朝以身高确定责任年龄，身高不足6尺者，不负刑事责任；身高己达6尺者，负刑事责任。（2）区分有无犯罪意识。有犯罪意识者论罪，无犯罪意识者不论罪。（3）区分故意与过失。故意称为“端”，犯罪从重，过失称为“不端”，犯罪从轻。（4）数罪并发时并合论罪，即将数罪合并在一起论处。（5）共犯加重。5人以上共同犯罪构成共犯，加重处罚。（6）自首减刑。秦律称自首为“自出”，捕获为“其得”，“自出
”处刑轻， “其得”处刑重。（7）诬告反坐。秦律称诬告为“诬人”或“端告”，依律处以相应的刑罚；控告别人犯罪而与事实不相符但非出于故意者叫做“告不审”，处罚一般是赀三甲。
3. 秦朝的经济立法
云梦秦简中有很多类似现代经济法规的法律文书，内容涉及自然资源保护、农业生产管理、畜牧业管理、官营手工业管理、仓库管理、市场贸易管理等方面，分别反映在《田律》、《厩苑律》、《均工律》、《工律》、《工人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效律》等法律中。其中，《金布律》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货币立法。重点掌握自然资源保护和市场贸易管理方面的规定。
重要名词：封诊式 廷行事 具五刑 盗徙封 廷尉 读鞠 乞鞫
“公室告”和“非公室告” 爰书
注意了解：秦朝的诉讼形式和诉讼程序；主要的刑名和罪名。
第六章 两汉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九章律》和两汉的法律形式
西汉建立以后，丞相肖何受命制定新律，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户籍、赋税、婚姻之事）、兴律（征收摇役、城防守备之事）、厩律（牛马畜牧和驿传之事）三章，合为九章，是为《九章律》。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
除《九章律》外，汉朝还先后制订了如下主要法律：《军法》，汉蒿祖时韩信制订。这是关于治军的法律。《章程》，汉高祖时张苍制订，这是关于度量衡的法律。《傍章律》，汉惠帝时叔孙通制订，是关于礼仪的法律。《越宫律》，汉武帝时张汤制订，是关于宫廷警卫的法律。《朝律》，汉武帝时赵禹制订，是关于朝贺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典原文都已失传。
两汉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诏或诏令）、科（针对某类事的一个方面制定的法律文书，由秦朝的“课”发展而来）、比（可以用来作为比照断案的典型判例，又叫“决事比”）、春秋经义（即以《春秋》经义附会法律作为断案的依据，汉武帝时董仲舒所创）和法律解释（盛行于东汉）等几种。律是经常适用的基本法律形式，令是皇帝的命令，其法律效力高于律。
2.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定罪量刑的若干原则
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在武帝前后变化很大。从汉初到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思想。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这种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强调“轻摇簿赋”、“约法省刑”。
汉武帝即位以后，则以儒家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思想，即经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成了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就是“德主刑辅”，或曰“大德而小刑”，也就是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刑罚，德刑并用，刚柔并济。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和司法影响很大。
定罪量刑的若干原则：（1）直接按年龄来确定刑事责任，并有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区别。（2）“亲亲得相首匿”。即法律允许在一定亲属范围内，除谋反、大逆以外，均可互相首谋隐匿犯罪行为而减免刑罚。这一原则此后直至清朝皆载于法典。（3）先自告除其罪。即犯罪人在其罪行未被发觉之前到官府自首者，可以免除其罪，但主谋“造意”者虽自首亦不能兔其罪，一人犯数罪只免“自告”之罪，其余未“自告”者仍依律科刑，（4）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即贵族官僚犯罪，司法机关和人员通常须先上请皇帝裁决，然后再下法司办理，凡经上请，一般都要得到减刑或免刑的优待。这反映了在法律面前公开不平等的特点。
3.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这一改革使我国奴隶社会以来的墨、劓、剕刑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也改变了原来的“五刑”制度。但是，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的范围；以笞刑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大多死于鞭下，“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景帝即位后，多次下诏减少笞数，还规定了刑具规格、受刑部位以及施刑中途不得换人，使这一新的刑制逐渐完善。
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汉文帝的刑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古代刑制开始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适应了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也为封建刑制向新的“五刑”过渡奠定了基础。
４．两汉的司法制度
（１）司法机关：汉代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及其长官都叫廷尉，主要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诏狱和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汉初规定丞相有诛杀之权，武帝以后为了限制相权而赋予尚书以司法审判权。御史大夫作为监察机关的长官，也可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县令有司法审判权，其下设有专职司法官员。县以下的乡设三老平诉讼，调解处理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汉初的封国享有相对独立的审判权，但不构成独立的司法管辖机关。
（２）诉讼制度：汉代的起诉叫“告劾”；在一般情况下，必须按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有冤狱可以越级上书皇帝；除大逆、谋反之外，一般不准卑幼告发尊亲长；对被告人的审讯谓之“鞠狱”，判决谓之“断狱”；经过审讯，得到口供，三日后再行复审，叫做“传复”；向被告人宣读判辞，叫做“读鞠”；被告人或其亲属请求复审，叫做“乞鞠”，乞鞠以三个月为限。重大案件须经皇帝裁决后方能执行，一般案件由县、郡执行（郡有执行死刑权），除谋反、大逆罪犯外，一般死刑的处决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即““秋冬行刑”制度。大儒董仲舒开创了春秋决狱制度，即根据儒家经典《春秋》一书中所表达的儒家经义为准绳审判案件。这就为儒家经典法律化开了先河。
（３）监察制度：汉代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除掌管监察百官纠举非法外，还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有在丞相府内设置丞相司直，掌佐丞相纠举不法，督录诸州。地方监察机关有武帝时始设的十三州（部）刺史，京师近郡的州（部）刺史称为司隶校尉。州（部）刺史直属御史大夫，以六条问事，监察诸州。刺史的属官有别驾、治中、主簿等。司隶校尉受御史大夫节制，可纠举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直接弹劾三公。
重要名词：约法三章 决事比 阿党与附益 《左官律》 春秋决狱 废格诏书罪 通行饮食罪 城旦舂 鬼薪白粲 春秋决狱
注意了解： “大杜律”与“小杜律”；
汉代的科和比；尚书台的出现；危害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罪名；民事立法方面，盗卖土地处以重刑，买卖契约叫做“券书”，借贷禁止“取息过律”；婚姻立法方面，聘礼之风盛行，早婚现象普遍，赘婿的社会地位很低，男子可以一妻多妾，但不准“乱妻妾位”，丈夫提出离婚，允许女方将初嫁时的财物带走，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规定。家庭立法方面，汉律有“不孝”罪，并提倡同居共财，还制造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继承立法方面，法律不承认“非子”、“非正”的爵位继承权，财产继承己开始出现诸子均分财产的情况，并出现了遗嘱继承，庶子、女儿都有财产继承权；经济立法方面，主要赋税是田租、口赋和算赋，在流通领域征收十分取一的关税，武帝时有一系列的政经济立法。
第七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活动的主要成就
（1）封建法律形式渐趋完备。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
（2）法典体例增强了科学性。魏律改具律为刑名，晋律分其为刑名、法例两篇，北齐律又合称名例，冠于律首，使其在法典中起了“纲领”的作用，同时北齐定律十二篇，成为隋唐律篇章结构的先例。
（3）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经过历代律学家长期的历法和司法实践特，别是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比较精确地解释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发展了封建律学。
（4）不断改革刑罚制度，基本上确立了封建的五刑（笞、杖、徒、流、死）体系。
（5）因时制宜地丰富了封建法典的内容。
2．三国两晋南北朝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
主要是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刑名和适用刑罚的原则，使封建律典日趋完备。具体表现在：
（1）八议、官当入律。曹魏律以《周礼》之八辟为依据，规定了八议制度，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或减刑的特权；北魏和南陈的法律规定了官当制度，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叫“以官当徒”。这两者都是赋予贵族官僚以法律特权。
（2）确立“重罪十条”。北齐律始将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最严重的罪名，集中于律首，以强调这十种犯罪是打击的主要对象。隋唐以后之“十恶”大罪就是在此基础了稍加损益而成的，犯“十恶”大罪者，不适用八议制度。
（3）“准五服以制罪”。晋律第一次将儒家的“服制”（指死者的亲属按照其血缘关系的亲疏和尊卑，穿戴不同等级的丧服制度）列入律典，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服制愈重（亲者），以尊犯卑处刑愈轻，以卑犯尊处刑愈重；服制愈轻（疏者），以尊犯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自此，服制成为亲属相犯定罪量刑的原则，这是“纳礼入律”的具体体现。
（4）刑罚制度有所改革。总的趋势是逐渐宽驰，具体表现为：西魏、北齐先后诏令废除宫刑，是继汉文帝之后进一步废除肉刑的举措；曹魏末年明确规定：“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已嫁之妇，“从夫家之罚”， 改革了妇女从坐制度，后世多循此制；北魏、北齐根据“赦死从流”的原则，将流刑列为法定刑，作为死刑与徒刑的中间刑，填补了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徒刑与死刑之间的空白，为隋唐时期封建刑罚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3.《北齐律》的篇目及其历史地位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由封述实际主持编撰的齐律完成，共12篇，949条，其篇目依次是：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
《北齐律》确立了“重罪十条”，为后世之“十恶”提供了范例；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为新的封建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成为隋唐法典的蓝本。因此，《北齐律》是一部上承汉魏法律之精神，下开隋唐法律之先河的重要法典。
重要名词：八议 官当 杂抵罪 重罪十条 大理寺 御史台 登闻鼓
注意了解：曹魏律体例与内容的改革；西晋泰始律体例与内容的发展变化；北魏律强调用礼来指导立法活动；东魏麟趾格、西魏大统式和北周大律的制定；南朝梁武帝时的立法活动； “契税”和“散估”的征收；婚姻关系特别重视门第家世；严惩不孝之罪；依照服制确立继承关系；中央行政机构尚书台兼领司法事务；死刑复核制度的规定；特使察囚制度的普遍推行；司法制度发展变化的特点。
第八章 隋唐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开皇律》的篇目和主要内容
隋文帝开皇三年，苏威、牛弘等人完成了新律的修订工作，是为《开皇律》。《开皇律》以《北齐律》为蓝本，共十二篇，五百条，其篇目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捕亡、断狱两篇置于律典最后，使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所区别。
《开皇律》更定刑名为笞、杖、徒、流、死五刑，废除了前代的一些酷刑，确立了新的封建的五刑制度，标志着我国古代刑制的进步；它将“重罪十条”发展为“十恶”大罪，加强了对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的十种重大犯罪行为的打击，此后历代律典相沿不改；它吸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八议”、“官当”、“听赎”，并创设“例减”，确立了议当赎减制度，进一步完善和扩大了贵族官僚在法律上的特权。《开皇律》上承汉律之源流，下开唐律之先河，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唐朝法律的基本形式
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安民立政”总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可归纳为三点：
（1）礼刑并用。唐太宗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唐律疏议》也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唐太宗强调“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所谓简约，一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二是除繁去弊，科条简要。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取慎重态度。《贞观律》、《永徽律》都是按照宽仁慎刑的思想制定的。
唐朝较大的立法活动集中在高祖、太宗、高宗、玄宗、宣宗五朝。高祖时制定了《武德律》及令、式；太宗时制定了《贞观律》及格、令、式；高宗时制定了《永徽律》，并编篡了《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玄宗时制定了《开元律》和《大唐六典》，并编篡了《格式律令事类》；宣宗时编成了《大中刑律统类》。唐代适用的法律基本上是贞观所定“律”，永徽所定“疏”，开元所定“典”。
唐朝法律的基本形式：主要为律、令、格、式四种，其区别是：“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式”。律是法典，是基本法律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完整的结构体系。令是确立和规定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其他各项制度的法规，主要是关于行政性的指令。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规章制度，是官吏应遵守的法规，它是由汉代的科发展来的。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和帐籍报表以及各项行政事务具体操作管理并且经常使用的细则。后三种都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这四种法律形式以律为主，互相配合，互为补充，构成了唐朝完备的法律体系。
3.唐律的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
唐朝刑事立法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唐律疏议》上。《唐律疏议》共有12篇，502条，其篇目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唐律第一篇《名例律》是关于刑罚种类及其适用原则的规定，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的规定。
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赃枉法的规定。
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婚姻、家庭的规定。
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的规定。
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的规定。
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厉镇压打击推翻封建政权和其他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
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殴和维护封建诉讼制度的规定。
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伪造行为的规定。
第十篇《杂律》主要是打击不属于以上各篇范围内的犯罪的规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的规定。
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的规定。
4．唐律的定罪量刑原则
唐律第一篇《名例律》和其他有关篇目规定了一系列定罪量刑的原则。
维护贵族官僚及其亲属法律特权的规定。主要有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的规定。八议原则至唐而进一步完善，此后历代相沿。唐代对上请的限制比八议严格，对减、赎的限制也更严。官当的顺序是有官、爵者先以高者当，次以勋官当，如抵不尽，可用历任官当。
其他刑罚适用的原则。主要有：（1）老、幼、废疾、笃疾犯罪减免刑罚。法律按年龄分为三个层次，又根据身体状况分为废疾和笃疾两种情况。（2）自首减免刑罚。唐律对自首有严格的界定，并对自首原其罪的原则作了许多具体规定。（3）同居有罪相为隐。唐律规定的同居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是否同一户籍、有无服制关系不限，皆可相互隐罪。（4）共犯区别首从。唐律规定二人以上犯罪为共同犯罪，为首者处刑重，随从者减一等。（5）二罪以上俱发，采用并合论罪，重罪吸收轻罪的并罚原则。但对官吏犯脏罪则不适用并合论罪，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而是将几次犯罪之脏累加在一起，再折半计数处刑。（6）本条别有罪与例不同，即在其他十一篇本条与《名例律》的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下，则依其他十一篇的具体律条办事。（7）断罪无正条，可以比况类推。处理原则是“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8）化外人相犯即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是：属一国侨民之间的犯罪，依其本国法律处断；不同国籍侨民之间相犯或唐朝人与化外人之间相犯，则按唐律处断。
5.唐律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地位
主要特点：（1）体例完善，结构严谨。体例完善是说它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关系都囊括其中，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法典；结构严谨主要表现在《名例》篇与其他各篇的关系，以及律条彼此之间的照应，特别是篇目排列的次序上。（2）用刑持平。表现在：主刑都采用一罪一刑，而不是一罪数刑；死刑处决的方法只有绞、斩两种；刑罚加减以从轻为原则；设立加役流刑，以适用可杀可不杀的死刑犯。总之，唐律从内容上讲是“依礼制刑”，“礼法合一”的典范。
历史地位：首先，它所确认的规范完备周详，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将秦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经验制度化、法律化，成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完备的封建法典，在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中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其次，它对亚洲许多国家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朝鲜的《高丽律》、日本的《大宝绿令》等封建法律都以唐律为蓝本。
6. 唐代司法制度的发展
司法机关：唐朝以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每逢大案，常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做“三司推事”。未解至中央的地方重案，有时亦派“三司使”前往审判。还组成名为“小三司”的特别法庭审理申冤的诉讼案件。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机关兼理，但直接管理诉讼的属吏较前增多。
诉讼制度：案件起诉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举劾（由封建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和告发（对一些重大犯罪强制告发，方式有纠举、密告等）；二是告诉，分为自诉、越诉、直诉和亲属代诉。对平民的告诉设有许多限制。审判案件有一系列规定：在案件管辖上，根据犯罪发生区域，罪行轻重，被告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在案件审理案件上，要求（1）审判以原告的诉状为准；（2）审讯时先采取“五听”，然后调查取证；（3）口供是判决的主要根据，即“罪从供定”，但禁止任意刑讯；（4）规定了承审官的回避制度。在判决与执行上，（1）判决要具引律令格式正文；（2）判决的执行，徒流刑应送配所，死刑须奏报皇帝批准，死刑一般在秋分以后至立春之前执行。
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唐代加强了监察机关御史台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职责分工有所不同。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判，目的在于纠正官吏在审判中的违法活动。
此外，还加强了狱政管理，刑部每年正月遣使巡覆，规定了囚粮、囚衣、入视等制度。
重要名词：《唐律疏议》
《唐六典》 《大中刑律统类》 封建制五刑 十恶 例减 刑部 三司推事 义绝
加役流 保辜 牵掣
注意了解：隋朝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唐朝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唐代的科举制度和官吏考课、致仕制度；唐代的主要罪名；民事立法侧重了解物权取得条件和债务担保方面的规定；婚姻家庭立法侧重了解结婚的限制和离婚的规定；经济立法侧重了解均田令、租庸调、两税法的内容以及市司的设置。
第九章 宋元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宋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及法律形式
宋朝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强化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思想；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功利思想。
宋朝的立法活动：宋太祖时编成的《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是我国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其体例仿自唐末的《大中刑律统类》，其条文只是《唐律疏议》的翻版。所谓“刑统”，是按照新的体例编纂的刑书，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各条之后，依律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宋朝最重要、最经常的立法活动是“编敕”，南宋时将“编敕”更名为“条法事类”。敕是皇帝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起初并不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编敕是对于散敕的汇编，是使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从而使编敕在宋代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
宋朝的法律形式：宋代的法律形式除作为律的《宋刑统》外，还有敕、令、格、式、断例、指挥、申明、看详等。断例即判案的成例。指挥是尚书省和中央其他官署对某事所作的指示或决定，对以后同类事件具有约束力。申明是中央官署就某项法律所作的解释。看详是中央主管官署根据过去敕文或其他案卷所作出的决定。
2.宋律在内容上的主要变化
（1）制定“盗贼重法”，加重对“盗贼”犯罪的处罚，严酷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如《宋刑统》规定诸强盗“并处死”；仁宗时实行“重法地”法；神宗时创立“盗贼重法”，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行为，镇压更加严厉残酷，一般都处以腰斩、弃市、甚至凌迟。重法地是宋代对盗贼规定从重处刑的地区。宋仁宗嘉佑年间，以开封府诸县为重法地，以强化首都的治安。以后逐渐扩展，元丰年间，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地皆用重法。
（2）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保护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如保护地主对佃农剥削的“皇佑法”，维护地主佃农之间不平等的法律地位，法律对超经济剥削进行某种限制。典卖不仅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制度化了，法律禁止“一物两典”，偏袒典权人的利益，为典权人取得出典人典卖的田宅的所有权提供了方便。法律保护家长对财产的处分权，典卖财产时，宗族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3）折杖法、刺配法与凌迟入律。宋太祖创折杖法，推行“刺配之法”。折杖就是用脊杖或臀杖代替流刑、徒刑、杖刑、笞刑的办法。刺配起源于后晋天福年间，是一种流刑并兼刺面、决杖等附加刑的刑罚。宋代法律上正式作了规定，并滥加施用。刺配刑的实施，实际上是古代黥刑的复活。并滥加施用。仁宗时于绞、斩之外，采用五代时出现的凌迟刑，神宗时广泛用于反逆大罪，刑罚更加滥酷。南宋宁宗时正式将凌迟写入律文之中。
（4）加强皇帝和中央对司法权的控制，确立了集权中央与提高效能的司法审判制度。如：宋太祖建隆年间在宫中设审刑院，直属于皇帝，全国奏报重大案件，先送审刑院收，交大理寺审判，刑部复核后，再由审刑院评议，上中书省送请皇帝决定。诏狱由皇帝下诏朝官组成非常设的特别审判机构审判，皇帝越来越广泛直接地行使审判权。限令各州十日一报囚账，中央在各路设立提点刑狱公事，派御史台的推勘官分赴各地审理重大案件。
3.元朝法律的显著特点
元律是元代法律的总称。元代制定颁行的法典有：《至元新格》，是元朝统一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典。《风宪宏纲》，是关于纲纪、吏治方面的法典。《大元通制》，是元朝统一以来法例的汇纂。《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即《元典章》，汇集了从元初到至治二年五十余年间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圣旨和条画（元初的法律）。《至正条格》，系增删《大元通制》而成。
元朝法律的显著特点是：（１）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各民族在法律上不平等。元律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犯罪享有许多法律特权，汉人、南人的地位最低。
（２）残暴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元朝统治者严禁汉人、南人私藏武器、练习武艺、结社集会，甚至禁止打猎和夜间点灯。防止人民利用宗教形式组织起义，镇压的锋芒还指向了思想文化领域。
（３）维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元律规定地主除向农民收取高额地租外，还可征索实物。地主可随意撤佃，不但有权奴役佃户本身，而且可以及于妻和子女。地主可以私刑致死农民。
（４）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驱奴”，又称“驱丁”、“驱口”，在法律地位上与牛马无异，“工奴”即“匠户” 处于半奴隶的状况。
（５）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主要体现在婚姻制度上，如许可良贱通婚、有妻更娶妻，不禁止同姓通婚。
重要名词：《宋刑统》 编敕 条法事类 重法地 刺配 凌迟 审刑院 《元典章》 宗正府
注意了解：编敕和以敕代律是宋朝立法活动的主要特点；蒙古族最早的成文法是“大法令”；元朝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元朝最早的一部法典是《至元新格》；元朝法律形式上的两个特点，一是不断汇编皇帝的敕令，二是更加重视判例的作用；元朝法律基本上条格和断例的汇编；元朝的司法审判机关设置繁杂，职掌混乱，互不统摄；元初中央审判机关是大宗正府，地方上的司法审判掌握在由蒙古人担任的“达鲁花赤”手中；诉讼制度采用唐、宋制度，对人民的诉权极多，但“恤囚制度”有所发展；对察机关的重视超过历代。
第十章 明清的法律制度
重点问题：
1. 明初的立法指导思想和明朝的主要立法活动
明初的立法指导思想：明初的立法指导思想表现为朱元璋的重典治乱世思想，（包括重典治吏思想、重典治民吏思想）、礼刑并用和加强法制宣传的思想。
明朝的主要立法活动：
（1）洪武三十年最后撰成颁行的《大明律》，将唐律的篇目改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各律，共30卷，460条，又将《钦定律诰》147条附于其后。《大明律》总结了唐宋以来的统治和司法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终明一代通行不改。
（2）在制定大明律的过程中，朱元璋还连续编制、颁布了《大诰》四篇，与大明律一样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大诰》作为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天下的“特种刑法”，规定了许多严酷的刑罚，比《大明律》用刑更为苛重；设置了不少《大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镇压锋芒偏重于打击官吏贪污和豪强作恶。
（3）明朝仍然采用唐、宋以来“以例断案”的传统，重视“例”编辑，主要的条例有：《钦定律诰条例》、《问刑条例》、《真犯杂犯死罪条例》、《充军条例》等。
（4）弘治十年成书的《大明会典》，共228卷，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就其内容、性质和作用来看，仍然属于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的行政法典。
2.明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