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的《野草》

《野草》在鲁迅著作中是最“个人化”的；同时为现代散文的创作开创了一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独语体”的散文。

《野草》是鲁迅创作中一个独特的集子。其中的二十三篇散文诗不但是鲁迅最具灵感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一种体裁。鲁迅自己也非常珍爱这些篇章，称之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小花”（卷4，第356页），是由他的黯淡的情绪和受苦的感情所组成的潜意识超现实世界的文学结晶，是形式试验和心理剖析的两种冲动的结合，是象征主义艺术的一次巨大收获。

《死火》

写于1925年4月23日，发表在同年5月4日《语丝》周刊第25期，后收入《野草》。

“死火”是人的象征，是一个有着卓越的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又有抑制不住的生命力冲动的人的恰切的象征。

“冰山”、“冰谷”是严酷而可怕的人生之渊的象征。

“死火”被拘囚在冰谷中，有炎炎的形，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映在冰谷的四壁，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这是作者所描述的死火形象。只是尖端有凝固的黑烟，疑是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

“火宅”，佛家语，《法华经• 譬喻品》中说：“三界（泛指世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寒气杀人的冰谷，同时又是一个枯焦生命的“火宅”，以“火宅”暗喻水深火热，人生之苦。人生就是“火宅”中挣扎，像“快艇激起浪花，洪炉喷出烈焰”，息息变幻，永无定型，“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

《影的告别》

写于1924年9月24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后收入《野草》。

影子，人的影子，依附于人形，存在于明暗之间。人的影子，在完全黑暗（黑夜）与完全光明（正午12点）的情况下，都要消灭，它只能存在于半明半暗之中。鲁迅抓住这样的自然现象，用来象征象他这样的人的生存困境。身处“黑暗”与“光明”两个世界的的交接点，反抗黑暗，自然为黑暗所不容（“黑暗会吞并我”）；而光明真正到来之时，又是其消亡之日（“光明又会使我消失”）。两面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成了一个“彷徨于无地”的无所依托的存在。

面对两难的生活困境，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影子，做为一个孤独者，一个善于独立思考，有不懈追求的人，他不愿意徘徊于明与暗、生与死亡之间，茫茫然不知是黄昏还是黎明。他要保持自己的完整，不依附他人。他要与形告别，独自远行，宁愿“被黑暗沉没”，彻底消亡，使人和别的影都不在黑暗里，而有光明的前途。

宁愿被黑暗沉没，也不愿苟活于明暗之间，这是影子的精神，也是这一篇的中心思想。

《腊叶》

写于1925年12月16日。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4日《语丝》周刊第60期，后收入《野草》。

在《野草》这本充满奇特想象的散文诗集中，也有一两篇优美的抒情文字，这一篇《腊叶》，含着淡淡的柔情，犹如为鲁迅那孤独的灵魂找到一丝慰藉。

鲁迅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野草>英文译本序》）主要写给当时已与他有了感情，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许广平。鲁迅曾对孙伏园说过这意思：“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许广平也说过：“不过事实的压迫……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纵酒。经医生诊看之后，也开不出好药方，要他先禁烟、禁酒。……那时有一位住在他家里的同乡，和我商量一同去劝他，用了一整夜反复申辩的功夫，总算意思转过来了，答应照医生的话，好好地把病医好。”

鲁迅这篇文章的写法是奇特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以上的事实，谁能领会其意呢？他以“爱我者”的口吻说话，把自己比作那片枫叶——他称之为“腊叶”，因为那是陈旧的、干枯的。主人因同情保存了它，因为它有病。

二．鲁迅的杂文

鲁迅杂文大都是针对其所处的时代的文化批评与文明批评，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反常规”特征，往往对读者的思维习惯构成挑战，加上时代的隔膜，年轻的学生不容易读懂，甚至可能不大容易接受外表之下所包蕴的深刻思想与反叛精神。因此要从总体上把握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特质，以期在阅读具体篇目时，能有一种正确的理解。

把握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特质，首先应理解鲁迅作为一个思想独立而深刻的战士，其人其文所具有的反叛性与异质性。然后可以从五个方面概括鲁迅杂文思想与艺术的特征。

第一点是批判性、否定性与攻击性，源于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即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的弊病与思想文化的困境，也源于鲁迅“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

第二是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烛照下的犀利与刻毒。批判锋芒常指向人们习以为常的病态心理，把国人的落后根性看得太透彻了。而且思维也总是另辟蹊径，对读者的惯性思维构成挑战。

第三是“贬锢弊常取类型”，抓住本质勾勒社会相类型形象（共名）。

第四是主观性，释愤抒情，无不是作者的心灵抒发。第五是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杂文形式和语言。鲁迅杂文是未经规范的自由的文体，常用“拗体”，突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充分发挥了不拘一格的创造力，是极富个人性又有现代性特征的艺术品。总之，只有深入了解社会实际，体会鲁迅的人格与精神，才能真正读懂鲁迅的杂文。

《灯下漫笔》

本篇写于1924年4月29日，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25年5月1日、22日《莽原》周刊第2期和第五期，后收入《坟》。

《灯下漫笔》循着《语丝》的办刊原则，任意而谈，无所顾及，要摧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文笔轻松洒脱，却清晰而深刻地论证了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对社会的发展寄予极大的期望之情，显示出鲁迅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贯思想与追求。

《灯下漫笔》是一篇捣毁旧世界，憧憬新时代的宣言书，洋溢着鲁迅一贯的战斗精神。但要知道鲁迅当时还不是阶级论者。他是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笼统地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有人说这是文章的局限，是有一定道理的。

《女吊》

本篇写于1936年9月19日——20日，最初发表于1936年10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3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浙东人的复仇精神是有传统，天下闻名的。人说绍兴多师爷，斤斤计较，老于世故。而也就是绍兴，古有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今有鉴湖女侠秋瑾，鲁迅引以自豪。鲁迅做事待人也极认真，不会迂腐地讲宽容，在本文中当他回忆童年时代家乡的习俗时，终于发现这种性情不但有传统上先贤的感召，而且有坚实的民众基础。那代表就是绍兴人创造的，有复仇精神、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

女吊，即吊死鬼。自缢者在西方宗教教规里是不准得到尽合礼仪的安葬的，然而这里的人们却尊之为“吊神”，那原因就在于她有冤屈，值得同情。

有冤必伸，有仇必报，这是俗世的法则。鲁迅笔下的女吊有种凄艳的美，又有一种浪漫的风韵。我们疑心他写着写着自己真的迷恋上了：悲凉的喇叭声中她出场，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披着头发向后一抖，现出石灰一样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作者隔了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么清楚。她以悲凉的唱腔，说明她的来历：本是良家女，卖入勾栏里，被逼自缢死。然而她却忙于“讨替代”，就是拉一个现世中的女子也自杀，那是不愁讨不到的。她有时一心“讨替代”就忘了复仇，但这也一样地合乎人情。

鲁迅的笔触仍旧不时地从鬼域跳到人世。说到真假鬼魂打仗，假鬼落下台来，赶紧洗去粉墨，又挤在人群中，他幽默地议论道：“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历一样，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当叙述到女吊的穿衣打扮和复仇行为时也顺手拉扯一下文坛的“鬼魅们”：“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最后一句略有此出格，也许是作者本人的“复仇之心”油然而生了吧。在文章的结尾，介绍了绍兴的防吊神的风俗，村妇们刮锅煤不使其成为一个圈，是为了避免它象那诱人自杀的圈套。但鲁迅指出乡民们的心理，这不是怕复仇，只是对付讨替代。

接下去作者卒章显志地议论道：“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鲁迅所颂扬的这种复仇精神，他现在回想起来，自来就以多种形式影响他，女吊是具有神秘感的一种。在小说《铸剑》中他塑造了一个黑衣的复仇者形象，叙述一个壮烈的复仇故事。作者抓住了深受压迫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理。

写作这篇文章时，鲁迅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想到死。他临死也要歌颂复仇精神，因为这是追求公正合理的有效的办法。他不愿意无原则地讲宽容。

巴金的《十年一梦》

《十年一梦》写于1981年，是巴金散文集《随想录》第三卷《真话集》中的一篇。《随想录》的核心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回顾和批判，《十年一梦》是反映这一主题思想的代表性作品。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一次人道被“兽道”践踏的灵与肉的炼狱。巴金从那扭曲中挣脱出来，重新整合赎罪情结，在新的意义上重现了道德人格的魅力。只是，经过炼狱，他已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诚惶诚恐的全盘自我否定，而是转化为以历史的彻悟和人性的复苏为前提的严格自律与忏悔。

《十年一梦》这篇散文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来细读：

第一部：走过来的“我”——“奴在心者”。

第二部：深思的“我”——“奴在心者？”→“奴在身者”。

第三部：自我解放的“我”——“我是我自己”。

汪曾祺的《午门忆旧》

汪曾祺 不仅写戏（60年代前后写过一些京剧剧本）、写小说（80年代以《大淖记事》、《受戒》等反映苏北地区民俗风情的小说引起文坛关注），而且还写散文，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结集的作品有《晚饭花集》、《蒲桥集》、《汪曾祺文集》等。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文本主要的美学魅力，就在于绵绵不断地传达着传统文化信息，特别是隐含着俗文化的精神传统。

《午门忆旧》这篇散文名为“忆旧”，实际上却主要是关于午门建筑的诸多掌故的介绍，因而散文的主体部分不是人事，而是旧物。

全文可分为五个部分，除开头、结尾外、中间三部分为：午门建筑、午门功用，午门暂作历史博物馆。

作者以闲谈的态度，叙写当年在紫禁城午门的一段生活，追忆旧日的自然景观 、轶闻掌故，风物人情，将雅与俗兼容并蓄，合二为一，叙述者的情感在对于旧物的描述中隐隐地透露出来，是一篇很耐读的“忆旧”散文。

文章情感诚恳亲切，而略带苦涩颓唐的情致和悲怆苍凉的忧患意识（请读文章最后两段文字，细细体味）。

这篇文章的语言文字、娓娓而谈，不事雕饰，清新典雅而又不失怡然自得，洒脱、通俗的散谈之风。

杨绛的《隐身衣》

“文革”期间，杨绛、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其间遭受巨大而深重的打击，身心备受摧残。然而杨绛却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地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坚韧精神，默默支持着钱钟书先生的学习和研究。“文革”中苦难的积累成为新时代杨绛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是近年来公认为“文革”描写角度独到的文集。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种“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虽然记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却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的荒唐和极大的悲哀。

《隐身衣》中她说到“卑微”是人世间的隐身衣，“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甘愿居于卑微，又不自暴自弃，“是什么料，充什么用”，这是作者在文章中所推崇，所选择的生活位置和人生态度。

文章由点题、释题、辨题三部分组成。

开头部分，点题：“我们都要隐身衣”，“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的人，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

中间部分，释题：“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防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性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最后部分，辨题：从科幻、仙家的、凡间的，多个层面辨析隐身衣之不便，“但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国王的新衣”追求的是的是华美、张扬，是可笑，可鄙的；而“隐身衣”虽多有不便，但它不事张扬，乐在平凡、质朴、自然。

作品自始至终闪烁作者的精明睿智。旁征博引，中西贯通，知识趣事中隐含着达观众恬适的人生态度，充溢着人生应顺应自然的哲理，表现出作家经历沧桑的心智和感悟，更体现了知识分子高洁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