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般由四个要素构成，即：人物、情节、环境、语言。
　　一部成功的小说，首先是人物塑造的成功。要想成功塑造人物，离不开一定的故事情节，情节的跌宕起伏，往往是一部作品引人入胜之处。环境是塑造人物和展开情节所必须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艺术的语言往往是文学作品的直接魅力，甚至成为一种形式美的表现，有时，读者甚至会抛弃作品的其它要素而仅仅对作品的语言感兴趣，这都说明了语言艺术的魅力。

理解了之后就会从中领悟到很多，如小说之所以成功原来是因为人物塑造得好，或是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或是为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的、生动具体的环境，或是语言很有特色。

能达到领悟这个层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领悟的基础上则可以从作品中跳出来，从而对作品进行审视，从中发现其优点和不足。

如果还能提出一些补充和修改意见，而且是使得作品更有艺术魅力，则是一种再创造了。而再创造则是作品真的实现了其价值。

（一）鲁迅的《在酒楼上》、《铸剑》

《在酒楼上》收入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中。《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把握鲁迅小说的高度成功，可以用鲁迅自己的两句话：一是“表现的深切”，二是“格式的特别”。前一句指独持的题材与思想发现，后一句指小说结构模式与形式手法的创新。

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指鲁迅小说的深刻的思想发现及推动其写作情感心理的“忧愤深广”。鲁迅观察与表现的视角是独特的，即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鲁迅小说中常见的两种情节结构模式，即“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前者如《铸剑》的后半部分，就含有鲁迅所要表现的麻木愚昧的国民性弱点以及对于“启蒙”的无奈质疑。后一种模式可以《在酒楼上》为例，探讨其中内蕴的“反抗绝望”（对绝望的反抗，没有绝望、不能绝望、又思新的追求）的哲学和生命体验。要注意透过情节结构模式看到鲁迅独特的眼光，既要考虑到通常的从社会批评所达至的意义层面，又要深入一步，充分体验鲁迅观察人生社会的深刻感受。

所谓“格式的特别”，是指鲁迅小说在形式手法方面的创造性。如《狂人日记》中的两重叙述角度及与此相关的反讽的结构。《孔乙已》外在喜剧中所蕴涵的悲剧意味，《在酒楼上》作者主体的渗入以及通过人物“对话”关系所形成的互相驳难的性质，都可以作为考察鲁迅小说的创造性与先锋性的依据。以上两个要点都有难度，必须结合具体作品来分析、探讨，尊重自己的阅读体验，又注意从理论上解说这种体验的原由。

（二）茅盾的《子夜》选读

阅读茅盾的《子夜》，体验和把握茅盾小说的成就和特点，首先应理解茅盾小说的史诗性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紧贴时代的变迁，自觉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 茅盾注重以社会斗争为故事的轴心，并常以历史代言者的姿态进入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茅盾长篇小说注重从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来展现人物性格和命运，追求对人物行为、情感、心理的多面性和立体化的描写。还应了解茅盾小说的结构方式、心理描写和语言方面的特征。

（三）老舍的《骆驼祥子》（选读）和《正红旗下》（选读）

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应注意了解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独特地位与价值：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而这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老舍的笔下的市民世界和人文景观，已经成为文化史的象征。因此，应把“市民世界”的分析作为理解老舍成就的切入点。分析中应注意把握老舍“视点”的独异性：他关注的并非阶级或阶层的划分，而是“文化”对于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文化”有传统的和新潮的区别，抓住这种视点，才能恰当地分析老舍笔下人物的文化内涵，而难点就在于发现并分析老舍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与对“新潮”的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情形。应了解老舍“京味”小说的特点。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来理解与体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取材充分表现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包括风俗的描写。二是对北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如“官样”的体面、排场、气派和礼仪，追求懒散、谦和、温厚的生活，等等。注意老舍作品中对“北京文化”的批判所表现的情感上的矛盾以及“挽歌情调”。三是创造性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四是带有北京市民文化烙印的幽默和趣味。

(四) 沈从文的《边城》

沈从文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

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

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

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

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

小说中所写天真的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沈从文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五）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节选）

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多写都市男女婚恋中千疮百孔的经历，由女性角度来观察浮世悲欢，解剖人性的脆弱与黯淡。

小说结构语言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感觉化意想的运用与深度心理的剖析，等等，又借鉴了现代派的手法。其小说既先锋又通俗，所以读者面大。90年代以来又再度走红，其中也有文学的社会审美心理变迁的原因。

（六）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节选）

赵树理的小说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方向，对40年代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理解赵树理当然要先阅读他的几部代表性作品，然后可以和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作家相比较，去发现赵树理的“新素质”。

主要从四方面评析：

一是赵树理的小说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入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

二是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了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

三是以往作家包括鲁迅多写农民的痛苦与创伤，赵树理则写农民摆脱旧的文化习俗的艰难，但更注重表现精神上的“翻身”：通过农民精神、心理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

四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造方面，真正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以上几点，都应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理解。这里只就《李有才板话》（节选）的阅读，提出两个问题思考。

（七）汪曾祺的《故里三陈》

汪曾祺是一位联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40年代崭露头角，表现出京派回忆型小说的传统；80年代《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问世，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在当代乡土小说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继承了废名和沈从文的文风，做到了幻与真的统一，但越来越脱离隐晦，而且更加爽朗。描写的情绪内涵较深，追求平淡和奇崛结合，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散发着文化的意味。结构貌似散漫，叙述似乎缺乏高潮，气氛的营造却足够浓厚。语言别具一格，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惯用短语、口语，往往寥寥几字，生动传神；人物对话也极为凝练，富有诗的意蕴。

（八）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选读

在当代作家中，余华是创作个性极为鲜明的一个，他的创作极具原创性，想像、叙事、语言，无不具有鲜明的余华标志。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他的创作以不可替代的特异风格，根本性地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和美学惯性，使先锋小说的集体性反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当先锋小说陷入困境时，余华又以其有效的探索，成功地实现了历史性的突围。

在叙述策略上，早期的余华不惜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对传统经验和现实秩序进行彻底的颠覆和充满激情的解构，“暴力”和“死亡”因此而成为其常见的叙事语码，在一些论者眼中，余华对暴力的迷恋既造就了他的特异风格也导致了他的一度迷失，而陷入了“天才的误区”。

90年代的余华尝试着走出了误区，从《在细雨中呼喊》起，余华逐渐完成了一次新的转型。这一时期余华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多讲述平民苦难的命运故事，表现他们对苦难的超强的承受能力与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叙事风格趋于平实、柔和，平静冷漠中加入了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转型后的重要长篇小说之一。小说讲述的是许三观一生中的卖血经历，从许三观第一次卖血到60岁时再也卖不了血。促使许三观卖血的动机，与一个普通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相连，如结婚、性爱纠葛等，也与当代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