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迅 小 说
一、学习常识提示
1．关于鲁迅生平
（1）简历。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终年55岁），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与其胞弟周作人以“周氏兄弟”而闻名于“五四”时期。
（2）青年时代。1898年（17岁）到南京求学期间读到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受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3）日本留学。1902年（21岁）到日本学医，想用新的医学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1906年，受到“幻灯片”事件的影响，其中，茁壮而麻木的“看客”给他留下了终身不灭的印象，遂“弃医从文”，立志改变人的精神，致力于批判国民性。在与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新生》杂志因经费等原因而失败后，一方面翻译外国小说，与周作人合译有《域外小说集》（1、2），一方面介绍西方的哲学、文学思想，著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
（4）回国“幻灭”。1909年（28岁）回国，在浙江当中学教员，讲授化学、生物学等课程。1911年开始小说创作，最早的作品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文言小说”《怀旧》。1912年应邀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后随部赴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袁世凯复辟后，陷入幻灭，沉没于古籍。
（5）排遣寂寞。1917年，当风行一时的《新青年》大张旗鼓地发起“文学革命”时，鲁迅仍未能改变自己颓唐的心情，仍躲在S会馆里抄古碑，以排遣自己内心的寂寞。正是在这种寂寞的心情中，应新文学朋友们的邀请，几乎是同时开始了白话小说、白话诗和白话散文的创作。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发表时，他已经是将近“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了。
（6）彷徨之路。在1925年前后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受到极大的震动与挫折。1926年离开北京，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京，也再没有任过官职。先是去厦门，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到广州（1927年1月），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再到上海（同年9月），直至病逝。
（7）文艺论争。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新旧文学之间和新文学内部一直论争不断，而在鲁迅的有生之年，这些论争大都与鲁迅有关。比如，与郭沫若等展开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鲁迅称郭沫若为“才子+流氓”；与梁实秋展开的关于“人性论”的论争，鲁迅称梁实秋为“资本家的乏走狗”；
在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鲁迅称“京派”近官，是官的帮闲，“海派”近商，是商的帮忙。
2．关于鲁迅的作品
鲁迅从1907年在日本期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开始，笔耕一生，留下大量著述，主要文学作品有3部小说集。
（1）3部小说集。两部现实题材作品集《呐喊》、《彷徨》，一部历史题材作品集《故事新编》。
A．《呐喊》1923年出版，共14篇。第一篇：《狂人日记》作于1918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前三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也是他在五四运动前创作的三篇小说。末一篇：《社戏》作于1922年。
B．《彷徨》1926年出版，共11篇。第一篇：《祝福》作于1924年。末一篇：《离婚》作于1925年，也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作于1925年的《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篇以青年爱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C．《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共8篇：《补天》、《奔月》、《铸剑》、《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作品中的人物“黑色人”名叫“晏之敖者”，而“晏之敖”正是鲁迅的一个笔名。
D．主要知识分子形象：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子君（《伤逝》）、陈士成（《白光》）、孔乙己（《孔乙己》）、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等。
E．主要农民形象：阿Q（《阿Q正传》）、祥林嫂（《祝福》）、单四嫂子（《明天》）、爱姑（《离婚》）、七斤（《风波》）、闰土（《故乡》）等。
F．“看 / 被看”模式的主要作品：《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
（2）3部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两地书》。
A．《野草》：散文诗集，共23篇。另有一组散文诗《自言自语》（共7篇）发表于1919年，开“独语体”散文开河。
B．《朝花夕拾》：回忆散文集，共10篇，1928年出版。1926年最初在《莽原》周刊上发表时题为《旧事重提》，创“闲话风”散文的传统。
C．《两地书》书信集，1933年出版，与许广平先生的通信。
（3）16部杂文集。《热风》（1925）、《华盖集》（1926）、《坟》（1927）、《华盖集续编》（1927）、《而已集》（1928）、《三闲集》（1932）、《二心集》（1932）、《伪自由书》（1933）、《南腔北调集》（1934）、《准风月谈》（1934）、《集外集》（1935）、《花边文学》（1936）、《且介亭杂文》（1937）、《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集外集拾遗》。
这些杂文集的命名，有的具有连续性，如《华盖集》与其“续编”，《且介亭杂文》与其“二集”和“末编”，
《集外集》与其“拾遗”，还有的具有对称性，如《华盖集》与《而已集》，《三闲集》与《二心集》，《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了解了其命名特点，可以便于熟悉和掌握。
二、学习重点难点提示
(一) 小说《在酒楼上》
1． 作品简介：
《在酒楼上》作于1924年2月16日，后收于鲁迅的小说集《彷徨》中。
2． 吕纬甫的形象。
吕纬甫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这是一个曾有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热情，现在却变得意志消沉的“文人”。
3． 吕纬甫形象深刻的认识意义。
（1）
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落潮的时代烙印；
（2）
反映了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3）
反映了实际生活中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4）
客观上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
4． 鲁迅塑造吕纬甫形象主要采用了哪些方法。
（1）
让人物自述；
（2）
叙述和描写相互配合；
（3）
以景物烘托气氛和主题；
（4）
注重刻画人物灵魂。
5．具体分析
（1）独特的题材：知识分子
（2）独特的视角：关注“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
“病苦”。吕纬甫——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生命。
（3）独特的小说结构模式：归乡——表现了无家可归、无可附着的漂泊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躁动与安宁”、“创新与守旧”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心的绝望与荒凉。
（4）“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鲁迅自觉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甚多，其中尤以描写他们因婚恋不能自主的痛苦者为众，也有不少是反映他们失学、失业以及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和苦闷的；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却是着眼于他们和封建制度的关系来展示社会生活的,并包蕴着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深邃思考,在以初具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那些篇章中,这个特点尤为鲜明、突出。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等作品，我们都能强烈的感受到鲁迅是多么热情地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勇敢精神，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消沉、落荒则深为惋惜、感叹，并作出了严肃的针砭。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1925年，也就是《在酒楼上》发表后的第二年，鲁迅在一封信中对友人说：虽然辛亥之后已多年，但民众还在关心着“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这种情况下，要谈改革“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显然，他是把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从《在酒楼上》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出发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热望。在鲁迅看来，吕纬甫在新旧之争中，不再坚持鲜明的反封建立场，人生态度变得颓唐，那实在太令人失望，也实在太不足为训了。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自然是吕纬甫。他在小说中，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人物来描写的。吕纬甫的悲剧，是一个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销蚀了自己的灵魂的悲剧。这自然是令人痛心的。
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然而。中国是一个“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
娜拉走后怎样》）的国度，封建势力异常顽固、异常强大，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便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个激进者而退化为一个落荒者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年在与同学争论改革中国方法时，他若不是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是不至于与同学打起来的，而这“打起来”，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腾到了何等狂热的程度，及至悲叹“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过分的失意使他堕入颓唐。
象吕纬甫这样由狂热而失望，由激进而消沉、落荒，在当时的青年中并不罕见，鲁迅坦然诚认，他自己也曾一度颓唐，因而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深思。在《两地书·二九》中他对此作了精当的剖析：“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以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他因而主张改革者“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在吕纬甫的悲剧中正蕴含着他对忽而狂热、忽而消沉的青年们的针砭。
吕纬甫虽然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无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却是十分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充满着自责。他说：“……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他甚至颇为尖刻地讽刺自己：“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他说的很坦诚，很符合实际，却也很痛心。他显然是不满于这样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却确实是一种蜂子或苍蝇飞旋似的悲剧，然而他又不得不像蜂子或苍蝇似的盘旋回来。正是由于他的头脑很清醒，对于自己这种可悲的人生有着深切的认识，这就更加深了他心灵的痛楚。小说在对吕纬甫的悲剧人生的严峻批判中，晓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可以说，吕纬甫的人生悲剧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鲁迅在《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见《二心集》）中曾指出过，在革命的进程中发生分化是很自然的事，难免“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在酒楼上》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吕纬甫便是在辛亥革命的风浪过后的一个落荒者。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反顾了吕纬甫由满腔革命热情到意志消沉的历史过程，以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许多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寻找到正确的道路，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个人奋斗无济于事，而正确的道路还需要继续探寻。《彷徨》扉页上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题辞，这篇小说的题旨正与这样的题辞相互应。
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动人地展示了主人公吕纬甫的感情世界。它的主要内容与情节是在“我”与吕纬甫的对话中展开的。这样的艺术构思，便于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又由于叙事中夹带者抒情意味浓重的议论，感情也就袒露得更为分明。
“我”同吕纬甫在酒楼上不期而遇。旧友相聚，不免反顾往事，互通长短。吕纬甫还向“我”细细地讲述了两件小事：他说，这次他来S城的目的，一件是奉母命为三岁时夭亡的小兄弟迁葬，另一件是，母亲要他给旧时的邻家姑娘阿顺送两朵剪绒花去。两件事他都办得不如意。小兄弟的墓找到了，但谁知掘开墓来一看，墓穴里连尸骨的影子也没有，连最难腐烂的头发也不见踪影了，但他还是迁了点原处的土去埋在父亲的坟地上。母亲叫吕纬甫给阿顺姑娘送剪绒花去的原因是，阿顺小时候曾因为羡慕别的孩子头上戴着剪绒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他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的缘故。然而这次吕纬甫带着从外省特意买来的剪绒花来找她时，她却早已不在人间，吕纬甫便把剪绒花送给了阿顺的妹妹阿昭（虽然他“实在不愿意送她”）为的是回家后好对母亲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这两件事都是很无聊的，“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但他却都做得很尽兴。
那么，吕纬甫为什么要尽心于这种“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事呢？作者又为什么对吕纬甫在做这两件小事时心态加以描写呢？不错，吕纬甫已在政治上变得颓唐了，但从他做这两件小事的情况来看，他毕竟还是一个具有善良之心、且为人诚恳实在的人。在迁葬的过程中，辛辛苦苦地在雪地里忙碌了大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骗骗母亲，他是无须这般一丝不苟的，看来还是出于兄弟之情、母子之情，不这样尽职地完成“迁葬”，他会过意不去，会留下感情的负累。送剪绒花的事亦复如此：一是为母亲，这是母亲的一个心愿；二是为阿顺，如他自己所言：“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因为往昔邻里之间亲亲热热的温馨的记忆，吕纬甫是不能忘怀的，而且他希望这次送去剪绒花对阿顺少年时代爱美之心受到打击能有所补偿。吕纬甫的心地善良、真诚待人的品质，在处理这两件小事的过程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却在大事上变得浑浑噩噩了，他对于改革社会已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对于教《女儿经》这样的事也采取“无乎不可”的态度了。在讲完剪绒花的事之后，吕纬甫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去’去。“我”批评他之后，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已：“……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然而同时也就满脸通红，“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他感到悲哀，感到惭愧，心中有着一种无可排遣的苦楚。正因为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青年，他的由激进变为消极，颓唐，放弃了改革社会的高尚目标落荒而去才更令人感到惋惜。
《在酒楼上》有较多的景物描写。“我”来到“一石居”时，正值严寒季节，然而从窗口看废园，那里“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血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这不正是“我”高洁的情怀和坚贞不屈的意志的象征性写照吗！在吕纬甫叙述自己故事的间隙，小说中又穿插了一段生动的废园景色描绘：“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在这里，正隐隐地透出了“我”的一种希冀，“我”是多么希望老友重新像这株红山茶那样挺立起来啊！这些生动的景物描写，并非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存在，这是一些融情入景的画面，含蓄地展示着“我”的感情世界，有助于深化小说的题旨。
鲁迅探索将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的叙述者“我”与吕纬甫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全篇小说具有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
“老梅”一段描写的精妙之处也在于此。
(二)
小说《铸剑》
《铸剑》写就于1926年10月，这和“三一八”相距七个月，和写记念刘和珍君也巳相距六个多月。而且这时鲁迅先生已经离开北京，是在厦门大学里写的。可是我们不难把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只要略一研究，就可以知道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鲁迅先生在当天写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上就提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在《死地》上指出：“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以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使巳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铸剑》的主题是“报仇”。鲁迅先生指导青年，血必须索还，斗争的方法要随机应变，“请愿”的方式不再适用，是要武装起来的时候了。
鲁迅先生远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认为革命需要武装；《铸剑》是具体说明着有了利剑才能打倒列强的。
铸剑当初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时原名眉间尺。故事以眉间尺的报父仇为主，也突出地写了黑色人的“义士”。
——许钦文《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
本篇作于1926—1927年间，原题《眉间尺》，收入《故事新编》尺寸改题为《铸剑》是为了突出小说的中心意象：剑。这把经过高温高压的锻炼，纯青的、透明的、冰也似的复仇之剑，正是小说主人公“黑的人” 宴之敖者的精神象征。而“黑的人” 那“瘦得如铁” 的形象，那受伤的灵魂，对敌人与自我的憎恨，对复仇的渴求，严冷的思维、语言，极热而极冷的个性，都让人想起作者自己——“宴之敖者” 原是鲁迅的笔名。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眉间尺本是一个优柔寡断、不冷不热的少年，却因父辈复仇精神的注入与继承，而变得沉静从容而坚强，他的生命在克服怨敌的生死搏斗中得到升华：这也是一把被“铸” 成的“剑” 。
但小说“复仇” 主题鲁迅式的开掘与展开，却是在复仇完成以后开始的：“以后” 才是鲁迅思维的真正起点（如前述女娲、后羿、夏禹功业完成“以后” ，“死后” 等等）。当复仇者与被复仇者同归于尽，尸骨变得难解难分，大复仇最后变成大出丧，黑的人与眉间尺不但身首异处，连仅余的头颅也要与敌人的头并置，被公开展览（表演）。而群众（鲁迅说他们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则把大出丧变成狂欢节。小说结束时，当百姓看王后、王妃，她们也看百姓，看客们自己表演起来时，复仇与被复仇者，连同复仇本身，也就同时被遗忘与遗弃，复仇的崇高、神圣与诗意，终被消解为无。尽管鲁迅从感情上无疑倾心于复仇，但他仍以犀利的怀疑的眼光，将复仇面对愚昧的群众（看客）必然的失败、无效、无意义揭示给人们看：任何时候他都要正视真相，不肯自欺欺人。
本篇小说显然存在着两个调子：悲壮的与嘲讽的，崇高的与荒谬的。在小说前三节，后者仅作为一种时隐时现的不和谐的旋律，存在于悲壮而崇高的复仇之歌中（如第二节群众争看国王出巡的场面）；到小说第四节，嘲讽、荒谬就上升为主调，直到最后占据着整个画面，象征着愚昧的看客他们（永远是复数存在）才是唯一的、永远的“胜利者” 。
——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
作品中有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眉间尺和黑衣人。
1．眉间尺爱憎分明，有一腔热血、孝顺又勇于复仇；但是却意志不坚、懦弱盲目、性请“优柔”，复仇有勇无谋。小说中最明显表现其性情优柔、意志不坚的情节是“深夜杀鼠”。语言上两次用“好！该死!”“活该！”来表现他的疾恶如仇。但是就小小的一个老鼠，他居然“换了六回松明之后”才将其杀死，并有三次觉得老鼠“很可怜”，老鼠死后他又觉得“仿佛自己做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还“蹲着，呆看着，站不起来”。有位名人曾经说过，“善良也是罪恶”，因为“善良是对邪恶的最大纵容”。眉间尺就是这样，如果革命者的意志与思想如他一样，那么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这也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能被袁世凯窃取的原因，所以他自己无法复仇，他母亲不住叹息。另外，他杀鼠的过程中，又表现出国民劣根性：拥有看客心理，冷漠麻木、自私残忍、举棋不定-----鲁迅对他是既怜且恨，有同情有批判的。同时眉间尺复仇又很盲目，没有计划性，复仇时又表现出焦躁、莽撞与惊慌，所以选在街市和南门外都没能复仇，甚至都无法靠近仇人身前。
2．黑衣人（宴之敖者）同鲁迅的《理水》理的夏禹和他的弟子、《非攻》理的墨子、《过客》里的主人公、《孤独者》里的魏连殳都是其作品中“黑色家族”的成员，都深刻的体现着鲁迅的主体精神：彻底的不妥协地反传统、进行革命的复仇，为国民打造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反传统的全新的精神世界。
“宴之敖”本是鲁迅的笔名，鲁迅还说过：“我就是魏连殳”。这群黑色族人对旧社会、旧势力的叛逆性极强，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出路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冷静的思考，他们睥睨世俗，敢于向一切恶势力挑战，复仇精神绝决而勇猛，不及后果，有着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果敢与反叛。他们都是孤独的复仇者，“宴之敖”有着作者主观的太多的理想成分在其中，所以他替人复仇成功了，是胜利的勇士。但魏连殳身上却有软弱性的表现：后来竟给一师长当顾问，寄食于统治者的门下，如他自述：不能不“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所以他的结局是选择了死亡-----自戕式的死亡，当然这也是社会的迫害所至。个人的反抗是基于个体的解放，对于那个顽固而吃人的社会来说是苍白而无力的。“宴之敖”能够与别人配合，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复仇，依靠合力的作用（三头相搏）取得了革命复仇的胜利。他的身上寄托着鲁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