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安 忆 小 说
一、学习常识提示
（一）关于王安忆的生平
1954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是当代著名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刚满一岁便随父母进入上海，从此，具有着说不清、道不白的“双重身份”：既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也永远只是上海的“外来妹”。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并开始发表作品。1969年（15岁）初中没毕业就到安徽省北部（淮北）五河县农村插队。1972年（18岁）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文革”结束后，1978年调入上海中国儿童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编辑，1980年曾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这年，她因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6期）上发表《雨，沙沙沙》而引人注目。1987年调入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任专业作家，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
（二）关于女性写作的发展
1．女性写作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初的“五四”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新文学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冰心，其他主要作家还有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谢冰莹等。
冰心发表作品的时间虽然晚于陈衡哲，却是新文学创立以来第一位可以与当时著名的男作家平起平坐的女作家，并且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多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在上学期，我们曾学习过她的散文，她写的“美文”（艺术散文）曾与大散文家朱自清的作品一起，被看作是现代白话文的典范。她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影响下创作的小诗（主要有《繁星》和《春水》两部诗集），被称作“繁星体”，曾开创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她的小说在主题上与她的散文和诗歌是“三位一体”的，都是歌颂母爱、童真和大自然，并以提出问题的广泛性和现实性而引人注目。冰心的创作风格和主题虽然都有女性的特点，而强调“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特点，但她并不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女性角色，她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以及《庄鸿的姊姊》等小说所提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女性问题，而主要是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与冰心一样，当时的其他女性作家大多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题材，如庐隐的《海滨故人》、《曼丽》，冯沅君（淦女士）的《卷葹》、《春痕》，凌叔华的《花之寺》、《绣枕》等，但也仅仅是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并不特别在意“女性”的身份。在教材中，将谢冰莹的名字排在其他作家之前并无道理，虽然她是一位多产作家，也写过一些女性题材的作品，如《空谷幽兰》、《一个女兵的自传》、《女兵十年》等，但在“女性文学”的创作上并不比其他作家更突出，且成名较晚，其主要作品多发表或出版于1928年以后。
倒是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家们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玲在1930年代前后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第一批作品，以大胆表现女性内心的“性苦闷”而起到了惊世骇俗的作用。但这种出色表现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她加入“革命文学”的创作后，女性意识逐渐消失。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有几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如萧红、张爱玲、苏青等，她们虽然各有成就，但并没有在“女性文学”上有所突破和创新。50年代以后，情况更不容乐观，一是女性作家本来就不多，比较有名的也就茹志鹃、宗璞等几位，二是这些女性作家创作中朦胧的一点女性意识刚一崭露头角，就遭到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主流意识的压制和湮没。
2．女性写作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人们正式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口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被人们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回归，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就被看作是“借助于思想的再次启蒙、人性的复苏、人道主义的整体话语而来的”。在这个时期，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正是文坛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中，最有代表的女性作家是张洁，此外还有张辛欣、铁凝和王安忆，以及戴厚英、谌容、叶文玲、刘索拉、张抗抗、残雪、舒婷、陆星儿、乔雪竹、池莉、方方、蒋子丹、迟子建等。
戴厚英和谌容虽然较早地在创作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她们的创作与冰心的创作一样，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不具有“女性文学”的独特话语。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通常被看作是第一部公开找出“人道主义旗帜”的作品，而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则常常被看作是“改革文学”中的一部力作。这两部作品，正如它们的题目所示，谈的仍然只是“人”的问题，还不是“女人”的问题。
这个时期第一篇称得上“女性文学”的作品，应该说是张洁发表于《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作品讲述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爱情悲剧故事。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的女作家钟雨，与一个没有爱情但家庭生活却也和谐的老干部刻骨铭心地相爱了，二人在苦苦的精神恋爱中走向死亡。张洁在此看重的当然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过程。作家的本意只是通过对爱情生活的表现，来抨击世俗观念，呼唤人的平等和尊严，也正是人道主义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作品无意中闯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禁区：“婚外恋”，创作者自身的女性意识也不可遏制地被引发出来。而且，从这以后，追求女性的独立人格，向往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爱情，甚至强调女性在社会上要与男子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等，就成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是她无意中对女性问题的涉及，那么，她发表于1982年第2期的《收获》上的中篇小说《方舟》则是她有意识地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知识女性，她们曾是中学同学，大学毕业后，曹荆华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柳泉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翻译，梁倩则是导演，她们都有过婚姻，都是在人到中年后告别了婚姻。她们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剧色彩，而这悲剧则主要来自于她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境遇的冲突。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作家对理想爱情的向往，那么，《方舟》则是作家从理想走向现实后的思考。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很沉重的社会内容，在这方面，《方舟》最具代表性。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我在那儿错过你》、铁凝的《麦秸垛》和《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等，大多如此。
3．女性写作的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村”中的一部分，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已经把文学挤出了社会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在改革的阵痛中，文学也借机完成了自身的回归，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进入了个人化的写作。因此，这时期的女性作家可以比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自由地表现女性意识，并公开承认和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大胆地书写个人的女性经验，包括性、欲望和女性的身体。“个人化写作”正是这时期“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白，此外还有陈染、徐小斌、徐坤、海男、张欣、须兰，以及更年轻的一批被称作“美女作家”的卫慧等。
林白1958年生于广西的一个小镇，原名林白薇，幼年父母离异，随母亲生活。热带小镇的生活和她的童年经验成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中学毕业后曾下乡做过知青，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后做过图书馆管理员、电影厂编辑和报社记者。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和《子弹穿过苹果》初步形成了诗化和情绪化的抒情特点，表现了她心中的完美的女性形象与男性中心社会的强烈冲突。她最有代表的女性文学作品是描写女性个人成长史的《一个人的战争》，以表现女性的性体验和身体感受而令人侧目，具有先锋文学的某些特征。
同样具有先锋性的女性作家陈染、徐小斌、徐坤和海男等，虽然也十分强调自己的性别特点，但创作风格和手法并不相同。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作品虽然也是写女性的成长史，并具有自传性的特点，但却在表现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创伤体验上，以及在以“陌生化”的表达方式上与林白表现出不同特点。徐小斌则更重视人物的心理体验，她的作品的“神秘化”既是讨人喜欢也是遭人白眼的主要特点。徐坤的作品与林白、陈染等作品的主观性不同，更注重客观化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海男与陈染一样，也是从诗人的立场转向小说创作的，更喜欢诗意的追求和死亡等象征性主题的表现。
二、学习重点提示
1．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和创作主题、题材的发展变化以及其中的重要作品。
王安忆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4年）。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雯雯系列小说”为代表，主要表现个人少女时代的经验和感受，主要作品有《
雨，沙沙沙》《69届初中生》（长篇）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期其创作曾一度中断，但她与母亲的美国之行给她开了一只“天眼”，重新激发出创作的热情，并写有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
第二阶段（1985-1989年）。这一阶段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寻根”作品为代表，主要有《小鲍庄》和《大刘庄》等。其中，《小鲍庄》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期以“性题材”作品为代表，主要有《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等。此后，王安忆的创作又曾一度中断。
第三阶段（1990年以后），以精神探索和艺术创新为主要特点。《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封笔后重新出山的第一部作品。其他主要作品还有《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和《长恨歌》等。
2．小说《纪实与虚构》
内容提要及思想内涵：
这是一个家族神话和自我成长的故事。王安忆从个人经验入手，通过虚构家族历史和追忆个人成长经历，从纵的历史和横的社会关系来探讨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书写自身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时代和个人的关系。在纵的历史向度上（第二四六八章），王安忆从母亲茹志娟的“茹”姓写起，将母姓家族起源上溯到塞北大漠的柔然部落，两千年的家族演变：迁徙、战争、鲜血、悲凉。王安忆“虚构”得悠然自如，就这样把历史写进小说。正是其无边的想象力与思维的创造性，使个人的“寻根”场景极为宏大壮观。在横的社会关系上（第一三五七章），她以“纪实”的手法从个人生命的成长历程写起，“孩子她”的成长苦恼、欢欣、孤独、寂寞，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点点滴滴，使我们看到王安忆自己孤独的影子——正是这份孤独给予她的宁静，使她的思想插上了翅膀，在纪实与虚构的交叉中，构建着自我的根基。作者的“自我寻根”意味着作家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关系中确立“个人”的存在，通过《纪实与虚构》王安忆呈现了自己对自身和世界的不懈探索。她作为“同志”的后代，在“同志”们扭着秧歌打着腰鼓的胜利气氛中“坐在一只痰盂里”进的上海。可是她发现在这所大城里她只是个“外来户”。她的父母说着与上海话不同的普通话，限制她与弄堂的孩子交往，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亲戚，只有“同志”。她发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身份是不明确的，她无法在“同志”关系中获得一种心灵的依托，同时她也无法真正的走进这所城市的灵魂中去。而人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她渴望认同与被认同、渴望融于社会、融于她所生活的环境、所居住的城市之中，使自己从拥有历史的、社会的归属感中，摆脱生存无基的“飘飘天地何所依”浮萍一样的孤独与忧郁。尽管“孩子她”是那么热切地想与这个城市认同，她崇拜地观望着邻居家的男孩去亲戚家吃喜酒，可是她却被这个城市的民俗拒绝着。老城隍庙带来的历史感对她这种无根无基无历史感的人也是一种刺激，人家弄堂里的夹竹桃的香味提示着上海的历史，这些都与她无关。她在上海着城市真正成了一个精神上疏离的居住者，没有历史的居住者也无法确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于是，王安忆便在虚构中追忆母亲家族的历史，试图让自己的身份有一种历史的依凭。在王安忆看来，城市人是没有历史的，所有的城市人都来自不同的村落，城市人的根是悬浮于城市之外的。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王安忆正是从极端的个人经验，以虚构家族神话和传统的方式，重塑了现代城市人的历史。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于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于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于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从个人经验入手书写自身与城市的关系，虚构母亲家族历史使自己的身份有历史依凭。作者认为城市的根悬浮于城市之外，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王安忆以虚构家族神话和传统的方式重塑现代城市人的历史。
作者对上海的追忆与书写带有象征意味，追忆自我，也就是追忆个人与城市的关联性。
作者从纵的历史和横的社会关系来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
王安忆的“自我寻根”意味着作家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在历史与现实的身份中确定“个人”的存在，通过《纪实与虚构》王安忆呈现了自己对自身和世界的不懈探索。
※《纪实与虚构》小说中的象征意味：
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追忆与书写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她追忆自我的开始，也就是追忆个人与城市间的关联性。在追忆中上海带着她所有的符号和意义进入王安忆的生命体验中，从而建立了一所大城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深刻关系。城市的空间组织方式赋予了王安忆追忆的方法，城市街道为都市空间确立着顺序和节奏。“这个孩子在她有了记忆的日子里，就喜欢上了这条街道，与她形影不离。她一来到她家弄口，面对了这条街道，喜悦的心情就一点一点滋生。”城市空间形式称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的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的神秘又给了王安忆历史的冲动和可能。于是纵和衡两个空间打破了张爱玲文本中的封闭空间，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之中自由穿行，或者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把这两个空间联通起来。正因为作为“同志”后代的“孩子她”在上海这个城市的身份是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的，所以她用确立时间和空间的方法来确立个人在城市空间内的身份，追忆个人与城市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