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曾 祺 小 说

  一、 学习常识提示

    （一）汪曾祺的生平：

　　出生1920年（与张爱玲同岁），江苏高邮人。汪家是一个士绅世家，祖父是清朝末期拔贡，开过药店，作过眼科大夫。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后代，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鱼虫无所不爱。汪曾祺在气质、修养和情趣上较多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从小受到正规的传统教育的父亲的宠爱，又聪颖过人。不仅有一个与沈从文一样无忧无虑的小学时代，而且还有一个沈从文和张爱玲都无法相比的天真浪漫、幸福快乐的金色童年。

　　在家乡读完小说和初中后，考入江阴县南普中学读高中。1939年（19岁）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接触到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和国外的翻译作品。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最初创作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等，主要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阿索林、纪德和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的影响，后得到当时在西南联大任中文系教授的著名小说家沈从文的亲自指导1943年毕业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出版有小说集《邂逅集》。1947年（27岁）写于上海的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在小说题材和创作风格等多方面都受到沈从文小说的极大影响，并显露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48年到北平，失业半年，后任职于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四野战军工作团南下，在武汉参加文教单位的接管工作，被派到一女子中学任教。1950年又调回北京，在北京市文联工作（1951年曾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到江西进贤县参加土改），1954年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在此期间，参加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文艺刊物的编辑。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长城外张家口地区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2年，调回北京，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芦荡火种》）的改编，同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还参加了“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在80年代以后，进入创作的高潮期，创作出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风俗人情的小说，出版有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孤蒲深处》、《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和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1987）、《汪曾祺文集》（四卷，1993）、《汪曾祺全集》（八卷，1998）等，受到很高的赞誉。1997年在北京病逝。

（二）汪曾祺的创作分期：

　　汪曾祺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940-1948），作品不多，且变化很大。主要以《鸡鸭名家》为代表，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落魄》、《老鲁》等。《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主要受西方意识流手法的影响，而《鸡鸭名家》才方显自己本色。有人说，汪曾祺写《鸡鸭名家》时，年仅27岁，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早熟的作家，因为他“竟已抵达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巅峰”，只可惜这是他早期惟一的一篇“登峰造极的杰作”。

　　中期（1949-1979），作品极少，且无成功之作，主要有《羊舍一夕》、《王全》、《看水》等。

　　晚期（1980-1997），厚积薄发，佳作不断，在自己60大寿之际，形成了一个创作高潮期，有人因此说汪曾祺是“大器晚成”。但这个时期汪老的创作主要集中在1992年之前。而1992年之前的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前三年”（1980-1983）和“后九年”（1984-1992）两个阶段。前三年成就突出，主要以《受戒》为代表，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异秉》、《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鉴赏家》、《八千岁》和《故里三陈》等。有人说，1980年汪曾祺60岁时写《受戒》，轰动一时；61岁时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这两文开创了“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前三年的创作中，既有成功之作，也有失败之作，如作于1980年底的《天鹅之死》和《寂寞与温暖》。后九年创作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主要作品有《詹大胖子》等。

　　在汪曾祺的晚期创作中，还有不少以短篇组成的“三部曲”，形成了“汪记风俗小说”的一大奇观，如《故里杂记》（李三?榆树?鱼）、《晚饭花》（珠子灯?晚饭花?三姊妹出嫁）、《钓人的孩子》（钓人的孩子?拾金子?航空奖券）、《小说三篇》（求雨?迷路?卖蚯蚓的人）、《故里三陈》（陈小手?陈四?陈泥鳅）、《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等。

二、学习常识提示

  1．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观和他在小说文体创造上的自觉意识。

　　（1）在汪曾祺重新开始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潮流不断兴起，又不断更替的时代，许多作家都被卷入了各种潮流之中，而汪曾祺则为少数几位只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的“潮流之外”的作家。汪曾祺与当代大多数小说作家不同，他从不涉足长篇小说，从来也没想过要写一部“史诗性”的或“全景式”的长篇作品。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2）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汪曾祺主观上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但是，他在“小说散文化”方面的努力却是自觉的。正如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所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的小说虽然也涉及他曾生活过的昆明、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但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而这些风俗民情也不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他的小说不但没有较强的故事性，而且故意在要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使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2．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散文化的结构和由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形成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和故乡高邮度过的（在北京生活了45年，在高邮生活了20年），在其他地方都不超过十年（其中，昆明7年，张家口农科所4年，上海2年，江西进贤数月）。而汪曾祺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鉴赏家》、《八千岁》和《故里三陈》等，则都是与故乡高邮有关的童年时代的生活，其次才是昆明期间的生活，再其次才是北京期间的生活，而这些生活大多也是远离现实的过去的生活。在汪曾祺眼中，所谓小说，就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而自己真正意义的“所知道的生活”，通常都只能是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生活也就是“回忆”。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主要是由“小说的结构”来体现的，常常是先写环境，再写人，而且是写“事”重于写“人”。其结构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构建的，也就是说，是按照生活“本来的原貌”来描写的。汪曾祺敢于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一方面是因为他学养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自己故乡的风俗人情和掌故传说更是如数家珍，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讲究情趣，讨厌做作，反对小说的戏剧化。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是由他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共同形成的。其总的特点是简洁自然、不重修饰。《受戒》按作家自己的说法，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作品的开头，一上来就是两段梦幻式的“呓语”，简短得不能再简短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头的简短，意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直白，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整个小说定下一个基调（语调）：故事虽与梦幻有关，与爱情有关，但文字却不华丽，不失自然朴素之美。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也就是说，他不讲求一字一词的推敲的奇特，而追求整体的氛围和韵味。

3．通过《受戒》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它在中国20世纪小说散文化传统中的地位，说明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受戒》最初发表于1980年10月的《北京文学》。刚发表时，受到许多赞扬，也曾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它的写法与当时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小说写法很不一样。

　　首先，它不但没有一个集中的故事情节，而且很不像一篇真正的小说，更像一篇散文。小说的开头刚一提到出家的明海，马上就笔锋一转，大谈当地与和尚有关的风俗，后来，干脆讲起了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至于作品标题所说的“受戒”，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出现，而且还是通过小英子的视角来写的。

　　其次，作家对现实的态度也值得怀疑，总让人想起当时还处于文化边缘的沈从文的小说，或者说，完全受沈从文的《边城》的影响，不是在描写现实，而是在抒写理想。而这个理想，竟然是庵不像庵，寺不像寺，既无清规，也无戒律，当和尚的可以杀猪吃肉，可以娶妻找情人，可以唱“妞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这样粗俗的乡曲。然而，人们也发现，汪曾祺笔下的明海聪明善良，小英子美丽多情，两个天真纯朴的少年并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们的童心充满诗意，充满梦幻色彩，成为了作家理想化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进而人们又发现，这种以“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追求“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正是民间艺术中弥漫着的自然神韵，正是传统文人苦苦追求的美学理想。而这一理想自“京派文学”没落后，已经不见踪迹。

　　于是，在汪曾祺之后，随着“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兴起，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和反思，对小说文体进行大胆地革新，以及突出小说本身的文学特质等，都成为了一股潮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汪曾祺的小说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并给后来的写作者以深远的影响。

4．小说《故里三陈》

《故里三陈》塑造了故乡三个姓陈的能人巧人形象，三篇写法各有不同。其中《陈小手》一篇写男性产科医生陈小手的经历与命运。小说开头就交待男性产科医生在当地绝无仅有，同时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职业。但陈小手不仅不以为然，而且敬业，手艺高超。小说简单交待了陈小手的经历，也就是他的与众不同，却并未交待他为何要做产科医生。后半部分详细描写给团长太太接生的经过，最后轻描淡写地安排了陈小手的结局：仅仅因为他出于职业需要接触了团长太太的身体，这样一个有个性有手艺而又敬业的能人，被团长一枪打死。

  《陈小手》是汪曾祺的奇作。团长的一声枪响，洞穿了汪曾祺刻意营构的平淡与和谐。陈小手的一汪鲜血足够将流氓时代的丑恶真实地映现在广袤的夭幕上。但作者不敢为此投射人性之光。他随手牵来冷峻的布幔，轻轻地将这一汪鲜血掩住，然后心平气和地这样结束全文：“团长觉得怪委屈。”简直需要一种大痛苦大刻毒大觉悟，才能在加此暴烈的地方写出如此平和的奇文，它给读者的震憾是深长持久的。这是汪曾祺文学创作中最为奇崛最为辉惶的一笔，尽管还有点遮遮掩掩躲躲闪闪，可总算是显出了一点想直面人生的姿态。有人说他写男女之情是“发乎情，止乎礼”，我看他写到暴力与黑暗时，他是发乎恐惧，止乎斯文。他对自己的恐惧感感到恐惧。刚刚掀开一角，就闭目塞听，撒手而去，然后忙于洗手整衣，恢复士大夫的斯文风度。凡是威胁到斯文风度的恐惧，他要么忘掉，要么化掉，即使忘不掉化不掉，也只能按下不表。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呲牙咧嘴呼天抢地。他给自己定位为小悲小欢的写手。

在文学作品中，制度暴力总是以人格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不可抗拒的威力几与军事暴力相一致。陈四常年深陷在平静卑琐的瓦匠生活中，只在每年一次的赛会上以出神入化的高跷表演体会到人生的辉煌。然而那个体制中的头面人物乔三太爷一个巴掌就将他的辉煌打得粉碎，从此他永远告别了这种充满仪式感和艺术气息的表演，生命进入了漫长的黑暗和卑琐之中(《故里三陈·陈四》)。

※ 就《故里三陈》的阅读，谈谈汪曾祺小说在表现人物上的独特手法。

①以苏北高邮作为背景，在对故乡风情的描写中着意点染人物，从题材上表现出一种对地域文化的偏爱和依赖，是汪曾祺小说的主体部分。

②小说中陈小手、陈四、陈泥鳅等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能工巧匠、奇人怪人，都在各自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美的境界、成功的欢愉，一两亮点，新鲜奇特，又时有苍凉底色、悲哀结局。其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及深刻的生命意识。

③造境——白描——点睛，是汪曾祺小说在表现人物上的惯用手法。

造境，追求和谐与“气氛即人”是汪曾祺的美学主张。小说从营造“气氛”的总体观照起笔来写人，把淳朴的民风民俗，作家的真情实感和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中孕育成的人性美融合为 一，创造出一种诗化的抒情艺术境界，把人物描写放到这个总体“气氛”中去作为其有机部分进行创造。对三个人物都是从“我们那地方”（或“我们那个城里”、“我们县的人”）写起，“接生”、“迎会”、“救生船”，蓄满情势，造足“气氛”，然后才用极少的文字写其人其事。特别是《陈四》一篇，大量的笔墨都在描写迎神赛会的民间盛事，“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队列、着装、表演，只用“擅长表演尚大人的，只有陈四，别人都不如”一句一点，小说的主人公才算出场，对主人公的直接描写，几乎是不着一字，而其主角的地位、高难的功夫、飞扬的神采，确定无疑，如在眼前。另两篇对陈小手、陈泥鳅的描写，则穿插在“接生”、“救生”事象的叙述之中。

白描，在特定的情境中，用省俭、朴素、平实的文字写人。小说对三陈的描写，都没有浓重的刻绘，而是寥寥数语，轮廓井然，栩栩如生，收到了平中见奇的艺术效果。

点睛，点睛之笔、画龙点睛，是文学创作中对绘画手法的借鉴，小说对三陈形象内蕴的揭示，或悲哀、或善举，都有点睛之妙，创造了令人深思的余韵。

※  结合《故里三陈》，谈谈你对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特征的理解。

①散文化的笔法，是汪曾祺小说风格的重要特征。他受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桐城派散文和传统绘画艺术的影响，重“文气”，轻结构，讲“血脉流通”、“气韵生动”，多采用淡化情节的方法，不追求故事的戏剧性，不刻意编织情节，往往选择生活中的某些碎片加以连缀 ，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又似行云流水挥洒自如。《陈四》中从“迎会”的胜景到陈四的“表演”；《陈泥鳅》中从救生船黑屁股，到运河上的清水潭，到“他也好义，也好利”，到从通湖桥桥洞里拖出女尸，到“径直走进陈五奶奶家”；《陈小手》中从老娘接生，到“白马陈小手”，到陈小手为“联军”团长太太接生的故事等，都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章法，形成了散漫的结构，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文化的随意叙说的语气，在生活原生态的表现中，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灵与情感。作者对人物及人物的命运不加评论，而是留有大片空白让读者去感受、体味。

②不注重表现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在舒缓平和的笔调中深情地回顾往昔，含蓄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活的爱和思考。汪曾祺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在作品中回避矛盾的激化和对立，强调个体的内心均衡。陈泥鳅的利与义；陈四的“发誓从此再也不踩高跷”，“还是当他的瓦匠”，“到冬天，卖灯”等，都是人的心境，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意境常显得超然、空灵，具有田园牧歌式的神秘和梦幻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