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必须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这是一种必然。在保持距离的欣赏活动中,又表现出对作品的挑剔,对文艺作品的假定性的认可及形象的重建与变形等诸种状态。它们都在审美活动中起作用,并且因此使读者获得审美满足。

【关键词】欣赏;现实;距离;表现形态;审美心态

在审美活动中,欣赏者与作品一般都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朱光潜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审美与现实的距离,三十年代初他在《谈美》一书中就说过:“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1〕朱先生还举了卓文君与苏小小的两个例子: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当垆卖酒,这段爱情经历在历史上传为佳话,诗人们把它写得很美。但在当时人看来,卓文君失节却是一件秽行丑迹。袁子才刻过一方“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印章,口吻很自豪。但钱塘苏小原不过是南朝的一个妓女,和这个妓女同时的人岂肯攀她做“乡亲”呢?这两则故事,当时的人们纠缠其中,不觉其美;年代久了,和实际人生的距离远了,就可以把它们当作美丽的意象来观察。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也说过:“一个普通物体之所以变得美,都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象或事件得以超出我们个人需求和目的范围,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然地看待它。”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理距离”,是由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造成的,同时也因为主体心理的变化而获得。在朱光潜先生看来,保持适当的距离是美感发生的前提,艺术欣赏的实践证实了此言不虚。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尽管欣赏者常常情不自禁地卷入,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有着最后的控制而不致完全混淆艺术与现实的差别,人们总是能认识到艺术是在讲故事,在演戏,是不能和普通的实际生活混同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即人们也不免对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这种种情况都告诉我们,保持适当距离去面对作品,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心态。

1、挑剔的眼光　《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记录着沈括评杜诗的一段话:“杜甫武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杜甫是被尊为“诗圣”的大宗师,但沈括对老杜的作品照样挑剔。当然,沈括所云乃是一种误读,但在误读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读者对作品的挑剔的眼光。还有一个例子,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据说曾被王安石批评道“方黑云压城,岂有向日之甲光?”明人杨慎则在《升庵诗话》里自称确亲睹过这种景象,指责王安石“宋老头巾不知诗”。其实他们也全都是误读,李贺的“黑云压城”乃敌军围城其势汹汹的写照,并不是写自然景观,但是我们还是从这失误的批评中发现隐藏的挑剔眼光。而要具备挑剔的眼光,读者和作品必定要保持距离,有着某种冷眼旁观的架势。不过我们不要误解,把挑剔和误读划上等号,事实上,有许多读者的挑剔不失为慧眼独具,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是时空和心理上的距离让读者可以更为冷静客观地审视作品,从而发现了作者自己所不曾意识到的缺陷。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评及《三国演义》道:“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实可谓一言中的。罗贯中基于正统立场,在小说中极力张扬“拥刘反曹”主旨,由而把一切优秀品质不论当否都堆加在刘备身上,以致露出许多有悖人情道理的马脚,比如当赵云在长坂坡历尽危难把阿斗救出交与刘备时,刘备居然可以将孩子往地下一扔,说道是为此孺子差点折了一员大将云云,这等拙劣的表演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倘要以此显示刘备的长厚,那么他的表现对无辜的孩子来说却是苛薄,但作者却欲借此以显刘备对部属的厚道仁爱。其实,作者如果冷静考虑的话,便可以从刘备对赵云和阿斗判若两人的表现看出其人格的分裂与不谐调,何以一边是如此仁厚,一边却何其冷酷,即便大义灭亲也用不着在一个婴儿身上试验,心存仁厚者应该兼而爱之,权谋行事者才能会有此等表现。此外,赤壁之战的诸葛亮,不仅神机妙算,竟还能呼风唤雨,设坛祭东风火烧曹操八十万大军,获得了此战的最后胜利,这已经不是凡人力所能及,而是神仙的法力。诚然,诸葛亮在作品中已近乎中国智慧的化身,但是,人类的智慧无论如何在当时是无法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的。作者为了拔高诸葛亮,把常识都抛开了,如此描写只能说是一处败笔。这些问题,作者或许尚津津乐道青眼有加,读者却不入套中加诸诟病,只不过有人腹诽有人直陈而已。由是观之,挑剔的眼光在读者那里并不奇怪,即使他们面对的是已有定论的传世之作。诸如此类的现象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初期表现得尤为充分,想当初,《伤痕》、《班主任》、《于无声处》、《乔厂长上任记》刚一行世,立即博得满堂喝彩,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时过境迁,人们开始挑剔它们本身的许多毛病,而且言之凿凿理由充分。的确,那批急就章式的作品,是应了时代的呼唤匆匆推出的,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显得稚嫩粗糙, 读者的挑剔也是理所当然。挑剔的眼光是读者的权利,也是阅读深入之后的收获。如果我们简单地以此为据去说明读者比作者高明,却又有失公允。因为读者的挑剔是占据了时空距离的优势,时空变迁使读者获得了一种更为全面客观的透视力量。

再说刘备吧,当人们熟知了三国的故事和《三国演义》的主旨,既然反对分裂拥戴统一是人心所向,岂非一定得刘氏坐天下?多少改朝换代的事实都告诉人们那只是一厢情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诘难便不再是违反天条的忤逆,刘备身上的毛病也因此暴露无遗。至于对从《伤痕》到《乔厂长上任记》一批作品,读者从愤激趋于冷静之后,心理结构起了巨大的变化。作品所揭示所批判的对象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们的重要地位逐渐让位于其他,在读者的心理空间所占据的位置和重要性发生了转移,情绪也因而趋于客观与冷静,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准确,挑出毛病在所难免且理由充分。所以,挑剔的眼光得益于时空流逝变化对作品累赘的淘汰洗刷,也得益于心理结构变化后审视眼光的角度变化和深度增加。这两个条件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赋予了读者阅读时的挑剔眼光,也告诉读者阅读时带有挑剔的心态去对待作品不但可行,而且必需。这就是读者在阅读欣赏时与作品保持适当距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一种读者普遍拥有的阅读心态。

2、假定性的认可　一般说来,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不但要求顺理成章,而且在起承转合诸方面都得下功夫琢磨,不留下生硬拼凑的痕迹,让人读得如行云流水,舒舒服服地读完作品。但是,要达到这样的阅读效果,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艺术假定性的认可。小说戏剧无不充满了矛盾冲突,一系列的事件变故由此演化生成;但是小说戏剧的长度毕竟有限,因此就要把诸多冲突事件加以概括集中在某一二主要人物身上。假如要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责问作者,为什么有那么多巧合,那么多事儿都让主人公撞上了?其实,艺术都必须有一种假定性,即假定会有那么多的巧合,那么多的矛盾冲突变故都集中到一块儿了。没有这一点,艺术作品的展开便失去了它的基础。读者对假定性的认可,说明读者是把艺术作品和现实生活严格区分开来的,这也是读者阅读时与作品保持适当距离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其实并不一定要别人明确指点,而是在以往的阅读经历中自然形成的意念。这方面的典型,当推古典主义戏剧。古典主义戏剧由于必须严格遵循时间统一、地点统一和剧性发展统一的“三一律”,把故事发生的时间限定在二十四小时(一昼夜)之内,地点只能限于一处。为了尽可能地扩大作品的容量,只能采用高度浓缩的办法去处理剧本内容。

曹禺先生的《雷雨》是大家熟知的作品,也是基本按“三一律”要求写就的剧本,它把周鲁两家几十年的恩怨纠葛经过筛选之后集中在一天的时间里展开,故事情节的密度浓得几乎化不开,种种的矛盾在这一天里都得到了表面化发作的机会:从四凤和周萍、周冲的感情纠葛,延伸到二十年前侍萍与周朴园的复杂关系,旁及繁漪与周萍的乱伦,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冲突,一切潜藏的和现实的冲突都那么巧合地全部集中在这一天,来了个总爆发,最终导致周鲁两家的诸多人死的死,疯的疯,出走的出走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在现实生活中,这么多的故事演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而文学作品可以不按照现实的可能性只考虑逻辑的可能,用后一种标准去塑造人物创造情节展开冲突。读者对此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在认可艺术假定性的前提下去阅读作品的。艺术假定性的确认,实际上是人类思维活动过程中自然认定法则在起作用。在人类生活中,有些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具有固定的性质,人们的认识活动经过反复实践的沉积,对这些关系的性质功能作用的把握已经到了固定化的程度,不必再经过复杂的思辨程序即可判定,比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夫妻关系是关于家庭的社会契约关系,还有诸如石头是坚硬的,火焰是炽热的等等,都可以在不假思索之际作出正确的判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认定。艺术的假定性也是这样,凡是具有一定阅读欣赏经验的人,一经接触文艺作品,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艺术,它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于是,人们便将艺术作品推到了与真实生活保持距离的位置上,不仅在现实关系上如此,而且在心理关系上也如此。艺术的假定性也是人们的一种共识,所以人们在欣赏阅读时总保持着一定的克制,象那种跳到舞台上干预演出的例子毕竟是少数例外,它们就是在假定性判断方面出现问题之后导致的结果。

3、形象重建与变形　我们知道,文学是一种间接艺术,文学形象是间接形象,因此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必须经过读者的思维重建形象。在形象重建过程中,不同的读者获得的形象感受是各不相同的,而且与作者的愿意也并非完全一致吻合,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读者重建形象时发生的变形走样,就是读者与作者之间保持某种距离的表现。倘若分析读者重建形象时变形走样的原因,从大的方面看,不外乎读者已经形成的审美经验的导引与欣赏情境的变化差异所致。读者在阅读之前的审美经验积累,既与他的人生阅历欣赏习惯格局有关,也与他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有关,同时还受到他既有的审美能力水平的限制。凡此种种,都是组成读者审美心理结构的重要因素。有这么一句俗话说:少不读《红楼梦》,老不读《三国演义》,大意是年少时情窦初开,对男女爱情尤其敏感,而《红楼梦》的主要笔力正是倾注于此,因此年青人读来,往往陷于书中的艺术描绘难以自持,难免不痴迷发傻,因此读来似有不宜;经过人生社会的洗礼,人到老年,历尽沧桑,人生的种种升迁浮沉争斗角逐都经过了,心中浓缩了人生世相的万千姿态。《三国演义》从大至三国纷争,小至人际相处,处处充满了权术谋略的演化与消长,工于心计的老年人心态与此等艺术刻画很容易一拍即合,把人生当成一场无休止的尔虞吾诈,岂不是让老人们活得更累,而且于世道无益。

因此,不同人生阅历的读者,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作用,适合欣赏的作品确有区别。从欣赏格局看,一个读惯中国传统小说有头有尾故事格局的读者,他必定会对作品的故事人物产生交代清楚的心理要求,而对外国小说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很不耐烦,对现代派文学的没头没脑的故事很难接受。记得当年王蒙先生尝试用意识流手法写出的一批小说《春之声》、《蝴蝶》,就曾引起过争论,让一些人不习惯。八十年代初朦胧诗刚出来的时候,由于许多读者读惯了主题外现的诗歌,对朦胧诗亦颇有微词。这些都是读者欣赏习惯格局造就的某种心态的影响,使读者在欣赏“另类”作品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排拒。性格气质人各不同,欣赏作品时当各有口味。毛泽东最喜欢的诗人是唐朝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因为毛本人就是一位浪漫主义气质颇浓的诗人,“三李”诗歌的想落天外变幻诡谲,正合他的审美心理要求,难怪毛泽东要批评以议论为诗,以典故为诗的宋诗“味同嚼腊”。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珍爱的作家和作品,因为他们的性格气质与之达成了某种默契,而对其他作品就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排拒。审美能力水平当然也是一种限制因素,对牛弹琴毫无收效,因审美能力水平所限而导致对作品的误读或理解不深不透也是常有的事。上述几个方面主要是从审美心理结构的差异来分析,下面我们再来谈谈情境问题。所谓情境,简单地说即指影响个体并被个体意识到的社会环境。它包括了宏观社会环境、具体人事生活环境和个体心境三个方面,它是人的心理发生的重要依据。不同的情境必定导致欣赏心理需求的变化,从而影响欣赏的实现。从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看,时空的变化带来了社会关注焦点的转移,比如岳飞的《满江红》,当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焦点,它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便与读者大脑中的优势兴奋中心相吻合,读来令人热血沸腾豪情满怀。而当社会进入安定和平,民族危机已经过去,人们对之的感受便逐渐淡然。具体的生活人际环境,也带来人们认知与情感的变化,最简单的如阿Ｑ头上戴的那顶毡帽,现在的读者恐怕很难想象出是什么个模样,尽管鲁迅先生在其他文章中还特地有交代。象孔乙己那样迂腐的知识分子,现代人也很难想象,但在他那个时代却并不少见。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曾经倾倒了众多读者,就是她把那么多人所未知的异域风物写得那么可爱动人。而老托尔斯泰笔下的俄国上流社会的种种人际关系,我们今天解读还颇需花一番心力,而且不易把握。具体个人的心境与对阅读的感受也紧密关联,一个新婚燕尔沉浸爱河的女子,是很难领会李商隐诗句“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的凄苦情致;而一位事业成功春风得意的人士,也很难理解柳宗元《江雪》中的那般“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倨傲情怀,也很难体味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的空灵境界。这些都是由环境影响心境造成的欣赏差异。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读者在重建形象时与作者的原意总是有点“隔”,对形象的把握与作者必定保有一段距离。应该说,形象重组时,各种因素都起作用,是它们共同的合力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差异变化,都可能引起重建后的形象变形走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的确难以划一,难怪人们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文学欣赏过程中,诸种因素共同组成了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让读者循着一定的审美思路去构建自己心目中的艺术世界,终如王夫之所云“各其情而自得”。当然,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还包括了更多的方面,他们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也都要在阅读欣赏中起作用。但不论如何,我们却可以断言,与艺术形象保持适当的距离,是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它固然与文学形象的特点有关,但其根本原因,却在于读者审美心理结构的差异。

参考文献〔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