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866
【原文出处】高等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65～74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0005
【 标 题 】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扩招问题研究
高校扩招中的地区不平衡问题
【 作 者 】耿涓涓
【作者简介】耿涓涓，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中心博士生
【编 者 按】高校扩招对我国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这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刊编辑部特约请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薛天祥教授主持本期博士论坛，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高校扩招的深层原因、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高校收费政策、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教育政策制订、深化体制与教学改革等方面，对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 正 文 】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总是不平衡的，总是首先出现一些增长点，接着巨大的市场力量将会使经济增长向最初出现的这些增长点集中，国际或区际的不平等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区域差异的缩小又构成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条件。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呈现这种规律。这种条件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为所有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极大推动力的学科，其最优区位一般在经济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有最强的学术权威和学术梯队，有较强的教育投资能力，有对相应人才的市场需求。因此，发达地区到较不发达地区投资高等教育，包括供给较不发达地区某些教育资源，将有利于较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较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人才和资本构成，则会引起较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相对迟缓和衰退。而在市场条件下，即“效率优先”条件下，后一种效应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并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的差距。
那么1999年的扩招及今后若干年的加快发展，是否会加剧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我们首先看到，1999年扩招的名额明显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同时，国家还要求为了更多更快地为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培养人才，扩招计划的70％到80％将用到中西部地区省份的招生。”[1]应该说这已注意到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问题， 并且主观上希望不要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但是，此次扩招客观上是不平衡的。第一，扩招计划的依据之一是“学校的办学条件是否允许”[2]。 而我国现有高等学校布局和发展水平本身在地区间就不平衡，高校仍集中在少数全国性大城市，而经济欠发达的西北、西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对薄弱，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薄弱。1995年，全国有普通高校1054所，在校生290万人，其中10 个沿海较发达的省（市）占463所，在校生138万人，分别占总数的44％和47.5％，而其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6％；西部地区9个省（区），有高校近214所（其中四川64所，陕西46所），在校生527035 人（其中四川20086 人， 陕西128285人），仅占总数的20％和18％。可见西部区域的高等教育远不能适应当地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在这种条件下，各地高校对扩招生的容纳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二，扩招计划的依据之二是“省市以往的升学比例和社会需求情况，高考升学率较低和对高教人才需求迫切的省市可能扩招数量多一些”[3]。这一条适用于那些考生多、 计划少，高分学生无学上现象比较普遍的省份。而我国各地基础教育的状况差距较大，当北京、天津、上海在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迈进时，一些省份的“普九”工作还相当艰巨。这些省份相对发达地区而言，扩招带来的是负面影响。第三，扩招名额向较不发达地区倾斜与当地高等教育发展关系。当我们考虑地区平衡问题时，基本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教育机会的均等，二是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招生名额向不发达地区倾斜，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机会均等问题，但是，由发达地区为较不发达地区培养人才的方式，一方面不能保证人才的回流；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较弱的地区也是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根据近年来的统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居民收入水平也越来越不平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明显加快，但在收入普遍增长的基础上，按目前的国际标准衡量，内地的收入不均达到了中等程度。1981年，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为28.8，1995年则上升为38.8[4]。这样， 发达地区招收较不发达地区的生源，还存在学生经济能否上承受的问题。另外，我们应看到教育与经济的共生性。我国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也是高等教育最发达，最密集的地区。对广州市1978—1998年间教育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发现，教育贡献率为32.3％[5]。概言之，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相互依存、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认为仅仅是多招收一些较不发达地区的学生，还不能被认为是“地区平衡”，只有发展当地的高等教育才是解决地区不平衡问题的关键。
当考虑地区不平衡问题时，还不能不考虑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际竞争之间的差距。从需求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到21世纪我国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环节。但是，我国现有高等教育的规模和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也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从国际发展水平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的统计数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扩大，而且人口预期教育年限的差距也十分明显。1995年的数据表明，在低收入、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国家中，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分别为6.9年、10.7年、11.7年和14.3年。而我国1998 年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约为8年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另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85—1995年，各国平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9％上升到16.2％，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8年是9％左右，与国际水平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既面临补偿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也面临同国际同步发展与保持国内地区间平衡的双重问题。此次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在两难问题中作出的抉择，延续了经济发展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此，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这一原则具有时效性。强调效率而不过分强调公平，也许是后发型国家一定阶段必由之路。同时也应看到，发展到一定阶段，无论较不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都有赖于区域差距的缩小。这时也应该是“效率优先”原则时效的终点。第二，强调效率不等于不要公平。在强调效率的前提下，公平并不是“不可为”的。虽然发展就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循环上升过程，但并非当不均衡状态达到极点时才着手解决，如果那样，将会在两次大发展之间出现断裂，从整体资源的利用上看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因此，应在“效率优先”的时效内，在“可为”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追求公平。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有力保证。那么，什么是“可为”的呢？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关键在于资源的配置，而有利于地区平衡机制的建立关键不在市场力量，而在于政府的政策。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需要建立资源的再分配机制，包括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再分配机制，二是建立促进教育资源交换和流动的机制。
【参考文献】
[1][2][3]细谈九九扩招．中国教育报，1999—07—03（1）
[4]张人杰．中国内地分层十大走势．教育与经济，1999（1）： 1—6
[5]张铁明．发展教育需要经济学觉醒． 中国教育报（社会周刊），1999—0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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