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335
【原文出处】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40～45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011
【 标 题 】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
【 作 者 】张斌贤
【作者简介】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 100875
张斌贤，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教育学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及其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提出了摆脱并最终克服学科危机的初步设想。作者认为，注重学科的自我反思、加强研究者主体的学术自律、科学确立学科定位，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克服危机的基本途径。
【关 键 词】外国教育史/学科/危机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111（2000）04—0040—06
如果以真正的科学态度和学术良知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状况进行估价，那么，我们不应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正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在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移植到中国近百年的今天，这个事实确实是令人震惊的。
一、危机的表症
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是全面的和基本的，这种危机表现在学科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
1.研究队伍的萎缩。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各个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学科专任教师的数量急剧减少。目前虽没有关于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专业人员数量的确切统计，但可以做一个基本估计。据1995年年统计，全国共有高等师范院校236 所（含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院242所。其中，设置教育专业的高等师范院校大约42所、教育学院约79所，总计121所。 若按每所院校平均有两名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专任教师计算，那么总数大约为250人。而事实上， 许多院校通常只有一名专任教师。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院校实际上是由从事其它学科教学的教师兼任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工作，因此，这个数字还将打些折扣。依据这些情况，较为乐观的估计是，目前专门或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数大约在100人左右。
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的存在，是进行学科研究的基本条件之一。虽然说研究人员数量的多少与学科研究的水平高低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当某个学科研究人员的数量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减少，甚至减少到仅能维持教学的状况时，其中必然存在着令人深思的问题。
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急剧萎缩，既是学科研究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危机的结果。学术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在社会中处于中心或重要地位时，它必然吸引众多的杰出人才集中到它的大旗下（古代的哲学、近代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无不如此）。近十多年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和比较教育等都曾吸引或仍在吸引大量的新生力量）。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不仅未能吸引一定数量的新生力量，现有的队伍反而在不断萎缩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即这个学科的“吸引力”的日益减小。而这种现实又与学科研究本身的状况具有直接的相关。
2.人员结构的失调。如果说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的萎缩还只是一个外在的现象，那么，这支队伍内在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则是基本的。从目前的状况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结构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队伍年龄结构失调。随着人事制度的变化，近年来，由于一批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老专家陆续退出现职，一批中青年学者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必要的过渡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主要任务，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中原有的较为合理的年龄结构（这个结构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形成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被打破了。虽然是现行人事制度造成了这个结构的破坏，但它所产生的后果却绝不仅仅是“人事的”。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具有很大的史学研究的特点，因而，积累、继承是学科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学者，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知识积累，才有可能对教育历史发展做出总体把握，从而进一步选择研究课题，进行开拓性的研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群已基本完成这个积累过程的老专家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一群尚未完成这个过程的中青年学者则不得不在缺乏必要准备的情况下承担起本应由他们的上一辈承担的工作。这种状况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不利影响是极为严重的，目前所能看到的还只是很小的和较为次要的一部分。
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人员知识和智力结构的失调。这一方面表现为语种的单一，即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掌握的主要是英语，还有一部分掌握日语、俄语。掌握德语、法语等重要语种而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人数极少，更不用说其它语种了。语种单一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问题是，资料来源的局限，而这又直接造成研究范围的局限和研究水平的局限。几十年来，许多专家一直呼吁突破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但时至今日，外国教育史仍主要是欧美教育史。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所能利用的直接资料数量过少。而严重缺乏原始资料的历史研究，又怎么能够期望它取得创新和突破呢？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本身所受的学术训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智背景较为狭窄。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原因，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在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科中进行，这使得大多数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学者通常都缺乏严格的史学训练以及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素质（我坚信，这种缺陷过去和现在始终是阻碍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进展的内在原因之一）。理智背景的单一和狭窄既不利于产生思想的交锋，更不可能形成广阔的视野。
3.研究工作的失范。由于传统学术研究方式的影响，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着不注重学术规范的问题。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既不提供前人的研究进展综述，也不提供资料来源，甚至在没有任何原始史料而只凭借二手、三手资料的前提下“既述且作”。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部分研究人员个体，也表现在整个学科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事实上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中。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工作过于集中在学科局部的研究，过于局限于西方近现代教育家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研究工作重复进行，使本来已经非常有限的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这种现象的长时期反复出现，事实上说明外国教育史学科本身还远未成型、成熟。
研究工作的失范同样表现在学科基础建设的严重滞后。外国教育史学科在本质上具有史学的特征，因而，史料是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基础所在。而且，与中国教育史学科相比，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史料建设本来就是“先天不足”，这就更需要加倍重视史料建设。但事实是，这方面的工作一直严重滞后。除一些前辈学者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先后组织了几项史料建设的工程外，近年来几乎没有较为系统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而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学风的影响，当前对史料建设意义的认识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从目前的状况可以做出初步的判断：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史料危机将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的最大危机。
4.学科发展迟缓。近十年来，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较为重要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教育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初步开展；另一个重要方面的进展则是若干部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论文的相继出版。此外，某些过去一直被忽视的专题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幼儿教育史或学前教育史）。从这个角度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近年来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从整个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状况看，我们没有理由甚至没有权利说，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距离危机还很遥远。如果我们具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洞察力，那么，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进展丝毫不能改变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目前所处的危机境遇。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展，固然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但从本质上讲，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却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在于学科自我批判意识的不断提高，更在于学科研究能够在不断汲取人类认识发展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创造，不断实现自我的更新。这种本质上的变化才是真正意义的学科发展，才是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的发展。
如果只是把延袭多年的方法和“范式”不加任何变化地运用到过去未曾探索的领域，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而是一种学科增长。增长固然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无论如何，它不是发展，更不能代替发展。近年来，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增长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但在发展上的“投入”却是微不足道。正是由于这个基本的原因，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近年来出现明显的增长缓慢、发展迟滞、后劲不足的疲惫之势。
以上四个方面只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目前所面临的危机的部分表症，但已足以说明，这种危机决不是局部的、表层的，而是全面的和基本的。我以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今后发展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承认这种危机的存在，是否有胆识面对这种危机，并且，是否有客观的态度理性地分析危机形成的根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逐步摆脱、克服危机，从而使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走上“新生”之路。
二、危机的根源
造成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目前危机的原因，确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总体而言，这些原因大致可以区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宏观的原因。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在为学术研究创造种种有力条件的同时，也使诸如外国教育史这样的基础学科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由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由于对应用、实用、功利、利益的普遍追求，因而，支持基础学科研究的资源日益贫乏。这种资源一方面是指基础学科研究所必需的经费、设备以及各种条件等物质化的资源，另一方面是指影响基础学科研究进行的精神资源。在人们普遍地认为知识的价值只在于它是一种商品的年代里，基础学科研究由于其“使用价值”或商业价值的不可预见性而受到冷落是必然的。迄今为止，我们还很难断定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危机的确切开端，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指出，这种危机在近年来变得异常严重。而这个过程是与整个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变迁的过程相一致的。
中观的原因。这里所谓中观层次的原因，主要地指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和教育科研体制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影响。现行教育科研体制对外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研究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近年来，由于强调应用研究，在各种教育科学规划和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研究在课题指南中所占的比重日益缩小，正式立项的课题数逐年锐减。而通常所说的纵向课题却一直是外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就使科研条件本已非常恶劣的基础学科研究更是雪上加霜。与此相联系的科研成果发表难的问题。迄今为止，教育科学各重要分支学科大都创办了本学科的专业刊物，唯有包括外国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史学科目前只有一份内部发行的期刊。而在现行的高等学校职称评定制度中，通常只有在公开发行的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才能作为科研成果申报，这就使教育史学科唯一的专业刊物的稿源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制约这份刊物的发展。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出成果难，有了成果发表难，是近年来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专业人才流失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方面表现在现行的定编、定岗、定职的人事制度对外国教育史学科梯队建设的制约；另一方面表现在系科划分、教研室建制等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与其它相关专业和学术领域的交流的限制；再一方面则表现在现行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注重专业化、忽视全面教育和陶冶的弊端（就外国教育史学科而言，教学时数的逐年大幅度减少，即是佐证）。所有这一切，都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微观的原因。微观的原因主要是指外国教育史学科自身和研究者主体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第一，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工作存在的自我封闭。由于实行学术分科，不同专业之间逐渐形成了壁垒。而这种壁垒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学科的分野。其结果是从事不同专业研究的人员之间很难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沟通，这就使相当一些专业和学科必然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封闭不仅表现在它很少自觉地吸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过去，它曾经非常注重从世界通史和政治史吸取营养，而近来连这一点也做得很少），而且表现在它甚至基本忽略与教育学科其它分支学科的交流。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学科研究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即在于此。第二，长期忽视学科研究方法和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基本研究方法多年来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更不存在实质性的突破。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基本结构依然在延用5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体系。另一方面，众多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通常很难反映出研究者对教育历史现象的独到理解和认识，也很少表现出研究者所运用的独到的研究方法，我们仿佛是在运用某一种标准化的公式在研究教育史。其结果必然是，众多研究成果“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这同样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第三，我们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所确定的目标和我们所拥有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巨大矛盾。1949年以前，外国教育史严格地说实际上是西洋（方）教育史或欧美教育史。1949年后，由于批判“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进一步加强了专题史或专门史的探讨，初步摆脱了过去长时间内单一的通史研究的模式。但在进行这些有益探索的同时，我们所拥有的研究资源总量却并没有相应的增加。这种状况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必然导致研究资源的枯竭，从而在根本上危及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另一方面，探索教育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总结教育发展经验教训，这是外国教育史学科为自己规定的崇高目标。这个目标本身并无不当之处，倘若真能实现，那确实是“功德无量”。但几十年以来的实践却说明，以我们所拥有的非常有限的资源，这个目标实在是过于崇高了。目标与手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反而使目标本身变得富有戏剧性。
第四，教科书传统的消极影响。我以为这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在其创立之初，教育史学科就被当作近代师范教育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通过向未来的教师传授教育的历史知识，从而激发他们对于教育职业的崇高感情。这说明，在传统上，教育史学科首先不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而是作为一个教育和教学科目。无论是在欧美和日本，还是在中国，早期的教育史著作大多是为师范教育机构编写的教科书。由于是师范教育机构的重要教学科目，因此，在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中，教学和训练的目的就必然压倒研究和学术的目的，对学科系统性的追求必然重于对学科创新的追求，对学科内容安排的重视必然高于对学科结构不断重建的关注。简而言之，由于和师范教育的密切联系，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定位始终是教学的而不是研究的或主要不是研究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几十年来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始终不变的一个重心是教材建设这个现象。教材建设固然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如果当教材建设在长时间内始终是学科研究重心时，就说明学科研究的方向出现了偏差。教科书当然并不排斥学术思想，不排斥创新，一些经典的教科书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如孟禄的《教育史教科书》），但在通常的情况下，教科书往往更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更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另一方面，由于教科书特有的功能，因而，它更为重视知识的广度而不是深度。由于这些原因，在教科书编写中，教学的考虑必然重于研究的需要，继承必然大于创新。如果把教科书的编写等同于研究，就必然削弱学科的学术性，从而影响学科的长远发展。
三、摆脱危机的途径
从目前的趋势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很难期望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宏观和中观原因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将长期处于一个不利的环境中。明确这一点，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今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坐等环境的改变，更不能徒劳无益的报怨、指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清醒地意识到，目前的环境虽然有大量不利于基础学科研究的因素，但事实上也存在着很多有利的条件：改革开放带来了更多的与世界交流的机会、获得更多资料的可能以及广泛吸取新知识和新方法的条件；由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中国教育的全面转型，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的思路和课题。所有这一切，应当视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走向复兴的重要契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健康的心态和清醒的认识，能否充分地利用这个良好的机遇。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处于全面危机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个现实。确实，我们可以轻易地寻找到很多证据说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和所面临的美好前景。这确实会令人鼓舞、使人振奋。但若与同时期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教育科学其它一些分支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成就还真能起到鼓舞人心的巨大作用吗？承认危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否定成就的存在，也不是追究责任，而是为了客观地评估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真实状况，为了对学科发展进行自我反思，其目标正是为了学科的今后发展。在外国教育史学科目前的处境下，一味歌功颂德或盲目乐观，才是非常有害的。
要使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危机的另一个要素是加强主体的自律。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某些体制的作用，中国学术界已经非常世俗化了。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等社会病也早已成为学术界的流行病。在这种心态下进行的学术研究，其成果究竟有多少学术成份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种现象，一味指责是无济于事的。关键还在于研究者主体加强自律，同时建立相应的学术规范。在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多事之秋”，研究者主体的学术良知和学术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只有当我们真正以科学的态度和学术使命感从事研究时，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才有可能最终摆脱危机。
从外国教育史学科自身建设的角度看，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工作是对学科研究进行重新定位。在这方面，首先应当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史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和总结前人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确定学科研究的任务、范围和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仍将继续存在，外国教育史学科作为师范教育重要教育内容的状况也仍将继续存在，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把外国教育史学科当成教学科目进行教学研究。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片面的认识，把外国教育史学科不仅作为教学意义上的“学科”，而且作为学术意义上的“学科”，把外国教育史学科当做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领域，把外国教育史研究当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只有当这种转变完成之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危机。并且不断地提高其学术地位。也只有这样，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才会具有生命力，才会取得长足的发展。
与此相联系，应当不断加强外国教育史学科的自我反思。人类认识的历史表明，自我认识不仅是认识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认识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如果说过去之所以缺乏学科的自我反思，是由于学科发展水平的局限和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历史短暂（毕竟，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正常进行只是很短一段时间内的事），那么，在经过最近这二十年的发展，学科研究的水平已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大力加强学科的自我反思，不仅有可能，而且极有必要。事实上，是否进行这种反思，在什么程度和广度上进行反思，关系到外国教育史学科未来的命运。
从目前的状况看，外国教育史学科的自我反思主要包括：第一，学科研究历史的回顾和评估。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中国已进行了近百年，这一百年的学科进展，本身就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从这部历史中，可以得到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收获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今后的发展确实是非常有教益的。第二，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目的等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第三，对教育历史现象、历史过程与一般历史现象和过程的联系与差异的研究，对教育历史现象和过程与其它领域（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历史的联系与差异的研究。第四，对教育历史现象和过程的解释框架或范式的探讨，等等。这些反思系统化的结果，就是教育史学的形成。教育史学并不是独立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以外的另一个“学科”，而是内在于学科之中的，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教育史学的研究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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