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而迷人的又一天地
——论艾芜、沈从文作品中的南国边陲和湘西世界

当现代作家们在反复表现自己所熟悉的半殖民地和封建宗法制乡村的时候，艾芜和沈从文的笔已经延伸到另一天地，他们毫不费力地表现自己的南国边陲和湘西世界，这是两块神奇的土地，我们姑且将这叫着异域世界。我们之所以把艾芜和沈从文笔下的新天地称为异域世界，是因为在他们构筑的世界里蕴寓了一个极大的主题空间，这个空间为作家进行文化和人性的探索提供了依据，这里有着一整套与权力社会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行为方式、情感世界、价值标准、人格理想，为作家们进一步探索文化构成因素和对立行为提供了社会标准外的又一极。
一
艾芜和沈从文的边地作品都是以自然背景为地理框架，以鲜明的风俗民情的为文化氛围，让人物与自然、社会背景融为一个特殊的地域文化整体。 艾芜说：“没有自然景物，可以说就没有我的小说，我一想到大自然，就好象进入一种梦幻，人物就出现了。” ［１］读艾芜的作品，仿佛能亲眼看见到峡谷中的铁索桥，红沙的古道，苍翠的松林，干崖坝子上似火的骄阳，原始森林中明亮的塘火；也仿佛能听到那松涛的怒吼，山风的咆哮，茅草地秋雨的淅沥，大盈江上浪花的欢笑，使人领略到的是南国斑斓多姿的世界。艾芜不仅使读者看到一幅幅色彩明丽，浓淡宜人的风景画，也让人看到一幅幅情调各异，气象万千的社会风俗画，甚至还提供了民俗学的资料。那悬挂着水牛骨头的克钦族茅屋，掩映在椰子林中的傣家竹楼，弥漫着马粪气味的山中客店，装饰着五色珠帘的缅式房屋，使人看到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那头戴双边宽呢幅，腰挂长刀，脚踏无鞍马的偷马贼，以及头盘长辫、肩挑竹筐、腰系筒裙的傣族姑娘，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人体验到红尘世界的非凡热闹。 艾芜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他独行侠般从南国边陲那些险恶的山道上穿过，强人的骚扰，野兽、瘴气的威胁，挡不住他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他以苦为乐，甘之如饴。他在漂泊结束时，还带着无限留恋的心情写道：“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如今一想起，还令我悠然神往的……因此，我可以说：穷困的漂泊，比富裕的旅行，就更使人感到兴味而且特别神往些，但这需要有着长期苦闷心情的人，才能领略这种意味的——倘若他并没有实际漂泊过的话。”［２］
如果说艾芜是高明的画家，沈从文便是深情的乐师，他在吹奏着一曲曲田园牧歌，表现着他对湘西动人风情的沉醉：春天捡菌子；秋夜里，一群人高举火把，照得溪流上下一片通明，起劲地罩鱼、砍鱼；冬日里赶山围猎；腊月里，人们将小米、赤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和在一起，熬着又香又甜的腊八粥；正月里，人们便围着火盆、煨栗，烤糍粑，吃白绵蒸肉；小街上男子汉一对一的单刀决斗……临溪而立的巨大风车，因溪流冲激飞快地转动时扬起雪白的水花，碾房里的碾石终日不息地转动……湘西呈现着如秋水般的宁静与和谐。如果说艾芜的作品展现的是两国的宏阔和深邃，在人和自然的对立中，人的渺小和大自然的庞大，那么沈从文则着重表现的是武陵源中人和自然的高度和谐，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状态：

白河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若溯流而上，而三丈五丈的深潭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月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旗帜。秋冬来了，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都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３］

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风情不但可以凭借作家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来拓宽小说的内涵，还可以用其文化氛围来为人物性格的塑造建立基础。当着艾芜沉入自己的心灵历程来反刍他所热爱的南国边陲时，地域风情成为他所熟悉的人物的活动场所，在小说意蕴的拓展上创造了一种深远的意境，背景和人物水乳交融，甚至达到了无迹可求。 滇缅边地处于自然条件恶劣的两国交界的独特位置上，向来是统治阶级鞭长莫及的地方，成为那些在文明社会生存不下去而又敢于铤而走险的流浪汉和“强人”的乐园。偷马贼、烟贩子、马哥头、艺人等既已被文明社会抛弃，他们便不再遵守文明社会的法则，他们高唱：“说荒唐来就荒唐，不纳税也不完粮，碰见官儿还要打他的耳光，呵呵，到处都是我们的天堂!呵呵，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4］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与文明世界尖锐对立的。支配行为的是自然选择法则。在这种法则的支配下，生存斗争显示着残酷性，他们经过酷烈的体力劳动才能糊口，在“刀尖上走路”，《山峡中》的小黑牛在行窃时被打成重伤，同伙发现他有反悔之意便把他抛到江中，团伙首领魏大爷说：“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要是心肠一软，还活得过今天吗?”［5］这便是强人的人生准则。自然选择阶段本来是人类社会的野蛮时期，从这一时期进入伦理原则支配的文明时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残酷的阶级压迫却把被压迫阶级的一部分从文明社会中抛出，使他们陷入生存斗争残酷激烈的野蛮时代，这种现象正是文明世界阶级压迫的残酷性所造成的。不难看出艾芜通过南国边陲强人世界的表现，对文明世界的阶级压迫进行了猛烈批判。 沈从文说：“我们对‘文学’和‘人生’看法，和别一部分人虽无是非可分，无高下之分，然而却实在有些不同。……要紧处或许是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走。”［６］作为联系文学与人生的桥梁，“生命”被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与这种人生价值观相联系，沈从文建立起他的美学观。 沈从文在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构筑他的湘西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地域上的封闭性，在文化上湘西保持着以鬼神为主宰的楚文化的独立系统，既不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也没有系统严密的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统治，在经济上则尚保留着纯粹的自然经济和清代遗留下来的屯田制，作者把它称为“一个被地图所遗忘”和“被历史所遗忘”的地方，一个现代的桃花源。作者动情地写湘西的优美山水，农业劳动的和谐，写捕鱼、狩猎的情趣，风车和水碾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湘西不为时所动，悠然地按自己的生活轨迹运行。 在沈从文笔下，湘西完整地保留着人类原始文化中的各种风俗，这些风俗都是现代文明社会里不复存在的，如唱歌定情、谢土仪式、沉潭等。这里的自然人都具有原始生命力。作者笔下的水手、兵士、猎户和女性，具有粗犷雄强的性格，他们生活得自然、坚定、乐观，死为自由和爱情而死，死得坦然、磊落。作者认为这些性格是湘西原始性自然环境的产物，他怀着虔诚由衷地赞美湘西的自然人性美。当然，时代风云也折射进沈从文的作品，正如司马长风所指出的：“《边城》是散文诗的画卷，《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监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７］但从总体来看，在沈从文描写的湘西世界里，原始的风俗、茁壮的生命力和自然的人性，构成了一种古朴的人性美，与自然风光相辉映，形成了湘西独特的景观。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又是他以湘西原始社会形态作为参照，按照审美理想建构的理想王国，企图以这种文化形成为基础，建立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和人生形式，以实现国家民族的重建。由于具有理想的生命形式和人生形式的湘西世界与现实城市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反映出沈从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沈从文把作品的意蕴延伸到对一种家园感的渴望和重建上，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就是他对当时战乱纷呈、民不聊生的苦难现实的一种不自觉的逃离。在社会背景深处，作家沉入了自己的风土人情，以清新柔丽的山水和朴实淳厚的人性共同构筑起一处牢固的精神避难所，以掩饰自己对现实的焦灼不安。 三 在20年代步入文坛的作家中，艾芜和沈从文走的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文学家走的从学校到学校的道路，他们在开始创作前就沦入社会最底层，成为下层人民中的一员。 艾芜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为实践“劳工神圣”的思想自觉弃学走向社会的。他的理想是到南洋勤工俭学，等待他的却是长达6年的流浪生活。1925年，他离开成都，经过3个月长途跋涉到达昆明，以流浪者的身份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到昆明后，先是流浪街头，后来当了红十字会的杂役。1927年他离开昆明去缅甸，经过了第二次更艰难更漫长的旅行后，他在克钦山中汉人开的马店里当了打扫客店的苦力，广泛地接触了下层人民。1927年以后的四年，艾芜从缅甸的八莫流浪到仰光，病倒在街头，后来到万慧法师那儿去做苦工。1931年他被当地政府以参加革命活动的罪名关押并遣送回国。青年时代的艾芜被抛进边地的流浪者苦力群，与土著人为伍。 沈从文的祖父曾当过贵州提督，但在少年时因家道衰落而不得不停学去自谋生路。他从15岁到23岁的八年间，便过着当兵和半流浪的下层社会生活。前五年，他在湘西土著部队当兵，随军辗转于沅水流域乡村，这使他真正体验了下层社会生活，不仅与士兵、水手及一切身份卑微的人交往密切，而且饱尝了失业、饥饿、漂泊和精神上受歧视的痛苦。他的“乡下人”的性格正是在这一阶段经历中形成的。后三年是他的流浪时期，他满怀求知欲到了北京，未考上大学，又找不到职业，饥寒交迫，逼他走到死亡边缘。他的处境正如郁达夫指出的：上策是到外面找事做，或者去革命，去制造炸弹。中策是想法弄几个旅费，返回故乡湖南。下策又是两种，一种是去当兵，二是做贼去偷。沈从文从小学毕业后就被社会抛到最底层，在下层社会里充当了最受人歧视的角色——大兵和流浪者。文明社会剥夺了他进学校读书的权利，把他变成了和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乡下人”，造就他的不是学校和书本，而是人生这本大书。这段经历使他看清了上层社会的腐败和堕落，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与文明的“城里人”具有不同性格、不同感情、不同道德观念的“乡下人”。 这样，艾芜和沈从文获得了这一种可能，能够真切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生活强迫他们切断了和上流社会在物质上、精神上的联系，南国边陲和湘西世界的生活在他们胸中酝酿成熟。他们不像“五四”以来大多数作家那样表现对人民的同情，或从改造国民性出发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而是以人民本位思想，完全从正面表现劳动人民的独立自主意识。他们不再是不幸的下层人民生活的旁观者，而本身就是下层人民中的一员。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不再是二、三十年乡土作家惯常描写的那种丢失主体，具有悲剧性格的人，而是一些主体意识鲜明突出的坚强生命。因此，他们是“五四”以来真正意义的平民作家。 不同的是艾芜永远以流浪者外来人的眼光来观察南国，南国边陲对他来说既新鲜又神秘，他在描绘南国的时候带着旅人的淡淡乡愁。沈从文的血管里流淌着湘西人的血液，湘西的社会生活经过他的反复酝酿成为作品，表现了浓浓的乡情。艾芜以沉重的笔触抒写南国人民的艰辛，而沈从文的笔下却透露出道家的机智和幽默，将忧郁在含蓄的叙述中轻轻化解。
四 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古老的文明，正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消失。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后完成之前，文学的基本土壤除了一般所谓“现实生活”与现代人的心理矛盾两块空间之外，还有以种种方式存在着的一些相对完整的地域文化结构。特别是工业文明像潮水一样的毁灭性冲击使这些古老的价值系统在行将沉沦的时候，陡然重要起来，人们几乎在感到了他们保守、愚昧与应当抛弃的同时，更感到了它们无可替代的参照作用，它们是这洪水中仅存的孤岛，是那些漂流在浊水中回首呼救者最后的精神家园。在这些孤岛上依次诞生了哈代、狄更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也诞生了艾略特、卡夫卡、叶芝、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前者为洪水中的世界唱出了最后的挽歌，为失去的一切做着祈祷，后者仍把他们的幻想世界建筑在古老文化与充满传统精神价值的世界之上，他们或者仍在使用古老文化的题材，或者完全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后果进行价值否定，发出他们悲切警世的呼喊。 把艾芜和沈从文的异域小说放到世界文化潮流中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艾芜和沈从文的这些作品理所当然地应列入世界文化名著的行列。艾芜、沈从文构建的南国边陲和湘西世界作为文化和美学的承载，对现代文明社会所作的批判不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吗?尽管他们的方法与自觉各有不同，但在文化与美学的价值取向上，与上述大师们是一脉相承的。 不能设想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后完成的后果，失去乡村自然及其伴生的地域文化板块将使文学发生怎样的哭泣；但即使那时，如果人类的记忆不会消失，乡土自然及其所承载的一切精神遗产还将放射出神秘的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讲，艾芜、沈从文的边地小说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

 
注释：
 ［１］吴红：《香港回来谈谈文学——访老作家艾芜》，《当代文坛》1986年第2期。
 ［２］艾芜：《漂泊杂记·想到漂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51页。
 ［３］沈从文：《边城》。
 ［４］艾芜：《南行记·山中送客记》。
 ［５］艾芜：《南行记·山峡中》。
 ［６］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给一个广东朋友》，《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７］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