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林则除的华夷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燃到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之前。而清朝这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免不了“要在这样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１］。可是泱泱大国之中毕竟有不甘于睡梦中沉沦者。1838年12月31日(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钦奉谕旨，“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２］，这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这次临危受命，林则除“乃蹈汤火”［３］，从此开始主持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和反侵略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林则徐的华夷观念始终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一直左右着他的方方面面。我们有必要对其华夷观念作一探讨和评价，以公允其是非功过，还历史人物之本来面目。
一
华夷观念的涵义随着朝代的兴替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华夷之别，当始于有夏之世。华夏夷狄之称，遍见于儒家经典著作之中。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４］四千多年来随着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华和夷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频繁变化。春秋时期，由余谏秦穆公语：“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时的夷是周边少数民族的通称。元末明初，朱元璋昌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胡虏即夷之意，指蒙古族。明末清初的“夷”则指满族。满族入主中原后，忠于明王朝的文人学士以华夷观念向清廷的正统地位提出挑战，自然遭到清廷严厉镇压。华夷观念已成为大逆不道的异端学说。 随着清王朝进入鼎盛时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到来，华夷二字的内涵发生根本变化，居统治地位的满族，由夷狄的文化圈幸运地被认同为进入中华文化圈。这时的夷狄，特指乘船而来的欧、美、非及印度各色人种。华夷观念已由向清廷正统性挑战的思想，转变为维护清廷在全世界范围内“君临万国”的天朝地位的思想。天朝正统的华夷观念从此支配着清王朝，成为了清廷处理对外事务(即所谓“夷务”)的指导思想。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为谋求扩大对华贸易，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由，携带厚礼，出使中国。对英国的这次外交活动，中国上至皇帝，下至一般百姓，都把它看作是荒远极西的蛮夷由于受到中华“礼乐教化”感召前来输诚纳贡之举。乾隆皇帝给英王的“敕谕”，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天子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虚骄心理和不谙世界大势的无知状况。在这份“敕谕”中，乾隆皇帝以对臣属的口吻对英王说：“备进方物”，“倾心向化”，“深为嘉纳”。对于英国要求扩大通商的建议，则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加以拒绝。［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中国人认为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才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６］
可就在这时，资本主义统一的世界市场正在形成，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不断为其自身开辟市场。到19世纪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将触角伸向中国的时候，它遇到的是一个正沉醉在天朝梦幻中的封建大帝国。中西冲突已不可避免，这种冲突“从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７］，“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文明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也就是上升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同没落的中国封建文化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实际上是对华夷观念的挑战。 直到1840年西方强国英吉利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冲突终于成为事实，并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逐渐深入而愈演愈烈。但是，一向以“神明华胄”自居的中国人对这种冲突仍长期不理解，对行为并不文明的外来入侵者的先进性和自诩为“文明古国”的文化的落后性缺乏认识。他们仍然认为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需借西洋钟表以定时序，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们仍然陶醉于华夷观念，蒙昧自欺，躺在安乐椅上做高枕无忧之梦，对区区蛮夷不屑一顾，只是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８］。湖广总督林则徐因而“奉旨办理粤东夷务”。林则徐从此被推向历史舞台前沿，他的华夷观念也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得以形成和体现。
二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和一般封建官僚一样，这时的林则徐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对外国还有不少歪曲的可笑看法。 早在1830年，英国人胡夏米间谍船窜泊江南吴淞口外羊山洋，如何处理这件事，成为他任江苏巡抚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林则徐首次经手办理的“夷务”。林则徐对胡夏米驾船侦察航行的真实意图毫无所知，受“华夷之防”观念的束缚和“天朝上国”自大心理的作祟，林则徐从传统的排外政策为出发点，“仇恨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和沿海其他官吏一样林认为“夷情狡诈，贪图贸易，显违定例，兼有内地奸民乘机勾串，别滋事端，不可不严为防范”［９］，应进行驱逐。当道光帝追究胡夏米船何以驱逐之日又复北驶山东的缘由时，林则徐无法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答复，只好从胡夏米等“亦知例禁綦严，不准贸易”，却敢明知故犯，推测“恐该夷船尚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１０］林则徐的推测显然是错误的，他只是从传统的华夷观念出发，把“狡诈”的“岛夷”之人驱逐了事。 在当时，林则徐既没有和胡夏米等人直接打交道，事后又无法查究原因，他很快地就把它置之脑后了。殊不知九年后他所面对的是不能光驱逐了事的、成批的、更狡诈的“夷人”。 林则徐知道，他担负的肩上重任是非同寻常的，怎么办?是和“沿海文武员弁”一样，“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１１］，只是消极等待挨打；还是主动了解对方情况，做到知己知彼。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林则徐采取的是积极的态度，对传统的华夷观念进行了可贵的突破。表现有三：
一是组织翻译外国书报。林则徐打破旧的传统意识，在广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１２］，组织人员翻译外国报纸和书刊，了解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和先进军事技术。1839年2月初，林则徐在致怡良函中说，他已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并令“抄齐统订数本”，“借以采访夷情”。［１３］他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密为译出”［１４］，编为“澳门新闻纸”，这些材料经林则徐加工便变成《澳门月报》；另外还组织翻译了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林则徐主持的翻译和收集的情报都有明显的针对性，归结起来可分两类：一类是外国的国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法律等等。了解外情，知己知彼；二类是外国的科学技术，主要是关于军舰、大炮的制造技艺，以便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译书，“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林则徐的眼界逐步开阔，思想认识逐渐趋于实际。他及时用这些新的知识和信息丰富自己的头脑，调整对外政策，“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林则徐以封建时代尊贵的“钦差大臣”身份却公然翻译外夷的西书、西报，探求海外“奇技淫巧”的新知，这在自我闭塞的清朝中叶时期，“确是惊人之举”［１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违反封建传统体制的勇敢行为，这种行动证明了林则徐的思想认识水平已开始超出他的同代人，说明其华夷观念已渐渐开始发生变化。 二是直接同外国人接触。按照清廷惯例，钦差大臣和总督等大吏是不能同外国人接触的。外国有陈述或要求，“应酌量是否紧要，分别代递。”［１６］，由行商转呈；并且不能用公函，必须采用禀贴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林则徐只有打破陈规，突破陋习，方能同外国人直接接触。他直接同外国人接触，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839年6月15日虎门销烟正在进行之时，“并有咪利坚国之夷商经与别治汶、弁逊等……求许入棚瞻视”［１７］，林当即允准。接见时，林则徐向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即“为什么英国人全部离开了内河?同英国女王通讯以什么方式最好?”同时还“向他们询访各种鸦片名称及价格，询问英国海军情形及英国的汽船情况”。另一次是在1839年12月16日林则徐在天后宫接见了在琼州文昌县遭风遇难的英船“杉达”号人员。林则徐“面容可悦”，给予“热情款待”，表示慰问［１８］。该船医生喜尔(Hill)记述当时情况说：
“他(按指林则徐)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英国，离开英国以前是否已有关于中国的乱事的消息传到英国，我们第一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这种消息，从安吉尔航行到中国需要多少日子，船舶在来中国途中是否惯常要在该地停靠，我们的船货的性质和价值，我们的船是否以前来过中国。” 林则徐还说，对于目前中英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分歧深为抱憾。二百年来，中英两国一向非常友睦，事事都能顺利进行，对于两国均属有利。他很遗憾这些愉快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希望能够见到这些好日再回来。“他对英国人并无丝毫仇隙，只是痛恨那些贩运鸦片的英国人”［１９］。另外，林则徐还把一封给英国女王的函件递给他们看，并要求他们将信带入里屋进行修改。在这次接见中，林则徐愿意听取“夷人”的意见，修改不妥的文词，这在鸦片战争时期陈腐闭塞的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士大夫以不齿于夷人夷事为雅的情况下，对威名赫赫的“天朝”大僚来说，是需要卓识和勇气的。林则徐的这一行动冲击了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冲击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广州周报》曾经评论说：“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至今仍旧不知西边”。“然林行事全与上相反”，“于今观其知会英吉利第二封信，好似初学知识之效验。［２０］ 三是亲自视察，了解外情。林则徐“到省后察看夷情”［２1］。鉴于澳门“华夷杂处”，“实为夷商聚集之所”［２2］，林则徐决定于1839年9月3日亲自巡阅澳门，通过调查获得对西洋风俗人情的感情认识，并取得澳门当局对禁烟运动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选得”［２3］。当时“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林则徐“行事全与 相反，他自己先预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他就指点奸细打听事件法子。这些奸细、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在西方各处打听，皆是有些才能之人，将打听出来之事，写在日记之上，按日期呈递登于簿上。”［２4］通过这种方式来摸清夷情，熟悉夷务。 林则徐在禁烟运动和随之而起的反侵略斗争中，通过组织翻译外国书报，接触外国人员，亲自去澳门视察等各种方式了解外国情况，吸取外人长处，向西方学习。这些进步的举动，是建立在他逐步突破旧有华夷观念基础之上的。在当时的危机形势下，林则徐逐渐认识到“蛮夷之人”与“华夏之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筹办夷务”的过程中，在与“岛夷之人”的接触中，林则徐逐渐调节自己原有的华夷观念，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些突破，对夷人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在地理观念上，林则徐认识到了“华夷虽有分界，而海道处处可通，即如闽省各洋，南与粤界相连，北即距粤甚远”，知道了“海外岛夷之国，不知名者不啻盈千累百。”［２5］ 在对夷人的本质和目的上，林则徐充分认识到了“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定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大抵该夷于一切事宜，紧一分则就绪一分，松一步则越畔一步。且其居心叵测，反复靡常。”［２6］在此基础上，林则徐指出了“彼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存祸赆”［２7］，较早地初步认识到了侵略者的本质。 在对外政策的处理上，林则徐运用新知，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给英国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他在禁烟斗争中客观地把“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的“良夷”与“奸夷”区分开来，体现公正的性质，并制定了“静则严防，动则进剿”的正确策略，积极备战。在林维禧案中，林则徐利用国际法知识据理力争，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对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和民族尊严起到积极作用。利用新知识与殖民者作斗争，这是他的在鸦片战争中的创举［２8］。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在抗英过程中从所搜集到的译报资料细心地发现了沙俄可能侵入我国西藏边陲的进军路线，最后认为“英夷不足为虑”，而沙俄则“防不胜防”，发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警告。 以上所列，不一而足。这些正确的认识和对策，是来源于林则徐在接触西夷，认识西方的过程中对旧有华夷观念突破的基础之上。这些举止，是在他的工作实际中所应采取的正确行动。这是应该给以充分肯定的。
三 林则徐对旧有的传统华夷观念进行突破的做法，犹如当时社会中的一首明亮闪电，一方面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极度恐慌，一方面照亮了时人的道路，对自身的华夷观念进行反省。 封建顽固派“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２9］他们只知道“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一意反手在自己的大门”。这时的中国土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道，一临事变，如瞽者无所适从”［２０］。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开战已两年，道光帝竟然提“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究意该国地方周围几许?”“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这样可笑的问题。［31］皇帝纵然如此，各级官僚也就只知“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他们“除富贵之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3２］，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顽固的华夷观念，对夷人的认识漆黑一团，耆英称英兵在夜间“目光昏暗”，骆秉章则称英兵“以象皮铜皮包护上身，刀刃不能伤”，只须以“长梃俯击其足，便可应手即倒”，他们把外夷看成是非人的动物。林则徐的亲近之人也是这样。他的好龙魏源、夏燮在介绍天主教时，竟然引用如此离奇的材料：“闻夷市中国铅百斤，要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33］林则徐的幕府姚椿在盛赞“檄谕外夷”的措施的诗中也写下了“蛮夷”的字样。他的战友两广总督邓迁桢更是存在着“华夷有别”的旧有观念。1836年义律破例用“禀贴”形式通过行商向邓告事，邓认为“来禀词意恭顺，尚属晓事”［34］，因此“查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准其至省照料”。4月8日义律写信报告17名中国水手遇难被英人搭救时，未用“禀”字，邓收到后大为惊讶，斥责“该领事义律此次禀内，并不查照旧章、钦叙天朝字样，混以贵国及彼此和睦等字句，率臆禀呈，非特体别有乖，词意亦殊妄诞。……嗣彼凡有应呈禀件，务须恪恪循天朝体质，妥为敬谨叙呈，以凭谕饬办理，毋得再涉违制，自蹈愆尤”，邓并饬令行商，以后义律及各国夷商”赴辕禀事，著先详加查阅，没有似此不遵体制，声叙纰缪者，亦即将禀发换，毋许颟顸代呈，同干重咎”［35］。 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则徐突破旧有华夷观念的道路是充满艰辛和坎坷的，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思想受到了顽固派的诽谤和攻击。早在林赴粤之前，琦善就警告他“无启边衅”，对夷人勿须大动干戈。他们只知道闭关自守，把林则徐的造船械，“师夷长技”说成是“糜费”，把林的翻译西书、了解外国的举动说成是“多事”，把林则徐征用西洋兵船的建议，说成是“借助外夷，恐示弱”；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这些官僚对林则徐突破华夷观念的做法根本不理解，甚至充满了敌意，他们纷纷向道光帝奏章弹劾，最后终于在殖民者的无理条件中寻到了机会。林则徐对华夷观念的突破也就被迫停止了。 可是，林则徐突破华夷观念的做法对时人和后辈挣脱旧有华夷观念的束缚起到了开路的作用。 先来看看林则徐对同时代人以及他奖掖过的后辈的影响。魏源是最了解林则徐华夷观念和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一个人。他受林则徐嘱托编撰了《海国图志》，重辑《俄罗斯国志》。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对华夷观念进行了总结，认为“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突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土、域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36］魏源在《筹海篇》里，发展了林氏的主张，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认识到以“夷”称西人有失偏颇，即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的定本中，把抄本中“夷”通改为“洋”，如“夷艘”、“夷人”、“夷商”皆改作“洋艘”、“洋人”、“洋商”。可见魏源继承了林则徐华夷观念中的精华，并对它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突破。林则徐在广东上任后，马上访问了越华书院监院梁廷木丹，咨询海防对策，交流对夷人的看法。梁廷木丹后著有《夷氛闻记》一书，体现了他较早的维新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定程度上受到林则徐思想的影响。林则徐的旧属，在江苏、镇海、新疆、甘肃相随襄办事务的黄冕，后来都成了洋务派的追随者。林则徐的门生冯桂芬、遣戌时期曾经共过事的金安清，后来都颇有早期维新思想，并都在洋务派官僚手下襄办事务。近代洋务派重要人物，如左宗棠受过林则徐的赏识，曾延请入幕(未成)，并在退休途中相会，夜话于湘江舟次，“江中燕谈达曙，无所不及”［37］，林对左的影响很大。在反侵略斗争中，左宗棠基本上是沿着林则徐的道路走的。又如曾国藩，鸦片战争前曾国藩受过林则徐的接见，胡林翼更是直接得到林则徐的拔擢。 林则徐放弃封建统治阶级顽固自大的传统作风，突破旧有华夷观念的做法，对维新派的影响也很深。康有为说：“中国自古为大统国”，“其自大也久矣”；“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况之始”。［38］维新派马建忠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正经贸易”和“师夷”思想，提出“通商致富”、“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39］。冯桂芬认为中国“屈于西国之下者”是莫大的耻辱，应“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40］，他认识到了“神州者，东南一州也。今则地球九万里……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以学问文章受知于文忠最深”，他的思想显然受到了林则徐的影响。维新派王韬在冯桂芬的思想基础上，更是直接驳斥了“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夷’。此大谬不然也……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4１］这对传统的华夷观作了新的突破。 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而且还是“满清时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林则徐突破华夷观念的精髓经魏源等发扬光大后，在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思想界引起过巨大的震动。它直接孕育了早期的维新思想，给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土壤，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启蒙作用，开始了第一个从器物上承认华夏文明不如西夷文明，而有必要舍己从人的时期。不仅如此，林则徐的思想在国外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井上馨在一次宴会上问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中国尚有林则徐其人否?”刘答曰：“曾国藩、左宗棠何多让也。”井上曰：“否，否!中国若有此忠良，两君玉趾不贲英矣。”对林则徐师夷御侮，突破天朝上国旧有华夷观念的行动给予充分肯定。 四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在林则徐的奏稿、公牌、日记、信函、诗钞等文稿中依然可见他持有传统华夷观念的痕迹。 早在赴粤之时，林则徐就抱着“肃将天威而来”，“我天朝四夷成宾”的“华夷有别”思想。其禁烟的目的，也含有稳定夷人“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的用意。和其他守旧官僚一样，林则徐在奏稿中也在夷人的人名、国名、船舰名的用字上加口字旁以示警告和蔑视。1840年6月21日，英国远征军封锁广州港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林则徐在奏片中说：“英吉利来粤兵船，除上年所到之吐嘧、哗口伦两船，及本年续到之嘟噜噎、口谷吧吐两船，先经随时奏报。嗣于五月二十二、三等日，又到大小兵船九只，车轮船三只，游弈外洋，东停西窜……查英夷中有吗哩逊，能书汉字。”［42］国外一些汉学家针对这种情况说：“汉人似乎在远古时代就执着于把外族人与牲畜相类比”［43］。林则徐也确实如经，他斥责义律为“犬羊之性无常”，在奏片中林称杀英夷“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把夷人比喻为“犬羊”、“鸡狗”，蔑之为“异种”，表现了他把西夷视为“蛮狄之人”、未开化之人的强烈的华夷观念。其在诗文中也有体现：“蛮烟一扫众魔降”。在“华夷有防”观念基础上，林则徐在接触西人的过程中，把外国人的一些礼节视为“恭顺”“畏怯”的表示。在巡阅澳门时，林则徐接见夷人，“该夷免冠曲身，意甚恭谨……以手拄额者三，敬谨退出”［44］；在虎门销烟现场，林则徐后来记述当时西人来观看销烟情形为：“旋至臣等面前，摘帽敛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诚。”［45］林则徐的“天朝上国”思想在《致英国女王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晓谕英国女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惟念众夷尚知悔罪投诚……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最后，林则徐指出，“我天朝君临万国”、“力震华夷”、“王其诘奸除慝，以保艾尔有邦，益照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46］这个照会反映出林则徐浓厚的封建主义观点和强烈的传统华夷观念，把对外贸易视为一种恩惠。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在这种不合时宜的华夷观念支配之下，林则徐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看法。他轻信“夷人最重然诺”这一表面现象，认为“夷人”“从不爽约”［47］。他未能认识到英国政府是鸦片贸易的实际指挥者，甚至还为英国政府尽力开脱其贩毒罪行。他说：“况所来贸易之人，不过该国之一贩户，并非贵戚达官。即鸦片亦皆私带而来，更非受命于其国主。且自道光十四年公司散后，一切买卖均与其国主无干。”［48］对侵略者的认识，还停留在一种比较片面、甚至还很幼稚可笑的状态。他在奏片中分析可以战胜“夷兵”的方法是：“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49］从而武断地认为“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使伎于内港”［50］，因此对英军侵华的准备行动掉以轻心。1840年4月26日，美国副领事多刺那向林则徐通风报信，报告英国己“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本来，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可是林则徐并没有对此引起注意，相反，对美国的这种表现非常反感：“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胆大妄言，悖谬已极”［51］。他说：天朝的港口，英国人怎么能封锁?况且你们美国并不是英国的属国，怎么一听到他们说不久船来，就这样着急!如果你们甘心听从英国的指挥，五月前后不来华，我们正好省去许多麻烦，你们岂能用英国封港的谣言来恫吓我?他警告说，自断绝英商贸易后，你们得到很大利益，“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最后他将美国的禀贴退了回去。林则徐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会，重要原因是自己对英国政府的本来面目认识不足。他不懂得鸦片贸易与英政府的关系，更没有想到英国会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他的心目中，区区“岛夷”之邦是不可能冒犯“天朝上国”的。应该指出，作为禁烟工作和反侵略斗争的总设计师，林则徐的这次误会是一次极大的失误，他头脑中固有的传统华夷观念导致其丧失了主动出击的良机。 我们还应该看到，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仍然囿于中国人谈西方的范围之内，他相信《海录》“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他不准确地认为美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52］。在接见喜尔等遇难船员时，“讲至都鲁机(土耳其)出产鸦片时，钦差即问都鲁机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或系米利坚所属之地。我等回说不属米利坚，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钦差同各位大官府，尽皆似是惊讶。”［53］另外，林则徐还荒诞地认为茶叶和大黄，“实为外夷所必需”［54］，“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可以看出，林则徐对西夷的认识和看法是相当有限的，往往失之偏颇。 很明显，林则徐在语言、文字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旧有华夷观念和他在实际工作中对传统华夷观念的突破，构成了一对令人难解的矛盾。我们需要从林则徐本人的实际和当时社会的实际进行客观地分析，以还历史之公正。一方面，如前文所述，鸦片战争以前，清廷各级官僚“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55］，以“华夷之辨”、“用夏变夷”等观念或成见来作为处理华夷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林则徐身为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钦差大臣，日俸皇粮，在封建环境中土生土长，对“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华夷观念耳濡目染，因此不可能不受传统华夷观的影响。其思想自然也脱不出传统华夷观念的窠臼。况且他在处理事务过程中，特别是在给妄自尊大的道光帝奏稿和给守旧的友朋信函、公文中，没有必要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独树一帜，自招谤诽，徒添筹办洋务的困难和麻烦。另一方面，在当时英兵犯境，情势危急的情况下，销禁鸦片，抵御侵略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林则徐出于“筹夷情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和夷形”的考虑，不得不先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转变观念，用新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内容处理中外关系，逐步突破“华夷之防”的桎梏，从而客观上成为被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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